赵瑛是李克农的结发妻子，跟着李克农一辈子，没享过几天福，却把“支持革命”这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她没上过战场，没拿过枪，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那些年，凭着一个女人的韧劲，扛过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苦。

1931年的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抓共产党的告示贴得满城都是，走在街上都得提心吊胆。李克农那会儿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和钱壮飞、胡底并称“龙潭三杰”，天天跟特务玩“猫鼠游戏”，搜集情报、保护中央机关。赵瑛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大儿子李伦10岁，二儿子李侠8岁，小女儿李冰才3岁，家里就是个紧急备用联络点，有时候还得帮着传递些简单情报，比如把纸条藏在发髻里，或者缝在衣服夹层里，每次都吓得心怦怦跳。

这年4月24日，出大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了。这人可不是一般人，中央机关的住址、联络方式、地下交通线，他全知道。更要命的是，他没扛住，不到24小时就叛变了，还主动要带特务去上海，想把党中央一锅端。

幸好钱壮飞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先截到了这个消息。他连夜把情报传给上海的李克农，李克农接到消息时都半夜了，知道再晚一步就全完了。他顾不上别的，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人，终于联系上了周恩来。接下来的48小时，整个上海地下党都动了起来，中央机关赶紧搬，重要人物赶紧转移，以前的联络点全作废，这才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后来党史上都说，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可乱成这样，李克农根本没机会通知家里。赵瑛在住处等不到丈夫，心里犯嘀咕，想去常去的联络点问问，一到那儿就傻了眼，门开着，东西扔得乱七八糟，门口还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在转悠。她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出事了，丈夫肯定是紧急转移了，而自己和孩子已经暴露了。

赵瑛不敢多想，连夜收拾了几件衣服，揣了点干粮，带着三个孩子就往外跑。她不敢住旅店，不敢找亲戚朋友——顾顺章叛变了，谁知道哪些人还可靠？只能往上海城郊跑，钻小巷子，躲废弃的房子。白天不敢出门，怕被特务认出来，只有到了深夜，才敢带着孩子出来找点吃的，有时候是别人倒的剩菜剩饭，有时候挖点野菜，孩子们饿了就哭，她只能抱着他们哄，说“爸爸很快就来接我们了”，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李克农还活着没。

顾顺章叛变后，特务在上海搜得更紧了，只要跟共产党沾点边，抓着就没好果子吃。赵瑛只能把自己和孩子的衣服撕得更破，脸上抹满灰尘，装作讨饭的乞丐。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不被特务注意到，才能活着等李克农来找他们。

就这样赵瑛带着孩子在城郊飘着，有好几次，特务带着人在附近搜查，赵瑛赶紧把孩子藏到柴堆后面，自己蹲在地上，低着头，装作麻木的乞丐，大气都不敢喘，直到特务走远了，才敢抱着孩子哭一会儿。

顾顺章被捕半个多月后，地下党组织才算慢慢稳住阵脚，开始找失散的同志和家属：后来大家都说是“一个月后”，其实是日子记混了，实际就半个多月。李克农安排好中央的事，心里最惦记的就是老婆孩子，派了好几个可靠的交通员出去打听，可上海这么大，特务又多，哪那么好找。直到有一天，一个交通员假装乞丐在城郊破庙附近转悠，看见一个女乞丐，说话的口音跟李克农描述的一模一样。

交通员不敢贸然上前，慢慢凑过去，用事先约定好的简易暗号试探了一下。赵瑛一听那暗号：这是她和李克农早就说好的，万一出事了，就用这个暗号认人。她强忍着哭，跟交通员对上了暗号，确认了身份。

交通员赶紧把赵瑛和孩子带到安全地方。李克农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个在情报战线上从没掉过泪的硬汉，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赵瑛身上的衣服烂得不成样，脸上全是泥，三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小女儿李冰见了他，都怯生生的，根本认不出爸爸了。李克农一把抱住他们，半天说不出话，就反复念叨“让你们受苦了，让你们受苦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赵瑛带着孩子流落的这些日子，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李克农继续在中央特科工作，赵瑛就带着孩子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到了苏区，她也没闲着，帮着照顾伤员，给战士们缝补衣服，还教当地妇女认字。在上海当乞丐的那段日子，她从来没跟人提过，就自己藏在心里。

1935年红军长征，赵瑛身体不好，没能跟着走，被留在了苏区。她又开始了躲躲藏藏的日子，国民党军队“清剿”苏区，她就躲在深山老林里，跟李克农失联了两年多。可她始终没放弃，坚信革命能成功，丈夫能回来。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才重新团聚。

后来李克农成了新中国开国上将，被人称为“特工之王”，可赵瑛还是老样子，穿着朴素，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从不跟人炫耀。1961年，赵瑛因病去世，李克农在追悼会上哭得不行，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赵瑛，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这个家”

要是没有她们在背后默默付出，革命哪能那么容易成功？现在我们过着安稳日子，想起李克农这样的革命英雄时，也别忘了赵瑛们：她们也是历史里最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