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八路军4纵6旅的旅长谭友林被调回延安，吴信容，时任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按理说，谭友林一离开，旅长的位置就应该由吴信容接任。然而，组织上却任命了饶子健担任6旅的代旅长，这让吴信容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和不满。

吴信容本来是国民党出身，之前在萧县担任国民党联保主任。在日军占领萧县后，他满腔热血，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击和发展，这支队伍逐渐壮大，吸引了许多各方势力的关注。尽管有机会与日军合作，获得更强的武器装备，吴信容最终还是选择加入八路军，因为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还深得百姓的支持，而这对他的队伍发展也有利。投奔日军的选项让吴信容感到无法接受，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对抗日的责任感。

加入八路军后，吴信容的队伍被编入了八路军4纵6旅18团，吴信容担任了团长，并兼任副旅长。八路军给了他不错的待遇，他只需要努力工作，未来在新中国的军衔评定中，至少能获得少将。然而，吴信容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认为，不论是团长还是副旅长，都是太低的职位，他的目标是成为6旅的旅长。原本，组织上也打算让他接任，但由于他背后频繁说八路军的坏话，尤其对向18团派遣政委和参谋长表示强烈不满，导致了他的机会被错过。在吴信容看来，作为18团团长和6旅副旅长，他应该享有更高的权力，而不是要听从旅长、旅政委，甚至团政委和团参谋长的指挥，这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制约。

由于吴信容的表现问题，当6旅的谭友林被调走后，新的旅长并没有落在他头上，而是由饶子健接任，这让吴信容更加愤怒。他决定叛变，脱离八路军。与吴信容有相似想法的，还有耿蕴斋。耿蕴斋原也是萧县的国民党官员，抗战爆发前，他是当地的区长。萧县沦陷后，耿蕴斋也拉起队伍抗日，后来加入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但因不习惯八路军艰苦的条件，耿蕴斋最终带队脱离了八路军。

脱离后，耿蕴斋短暂投奔新四军，先是任职6支队3总队总队长，后来又升任了保安司令。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外界所看，耿蕴斋的兵力被削减，他手下剩下的只是一个营，等于被明升暗降。这种情况让耿蕴斋极为不满，最终，他带着警卫连出走，遇到了吴信容，并应邀加入了八路军4纵6旅，担任特务团团长。但他所指挥的仅仅是自己带来的100多人的警卫连，这让他愈发不满。

吴信容和耿蕴斋两人一直密谋着如何叛变，认为如果能争取更多人参与，成功的几率就会更大。在他们开始实施计划时，时任6旅政委的吴芝圃察觉到了异常。为了防止两人叛变，吴芝圃派遣了17团团长刘子仁去监视他们。

然而，刘子仁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忠诚干部，他和吴信容、耿蕴斋一样，有着叛变的打算。刘子仁出身西北军，抗战爆发后，他也加入了八路军，并表现得十分积极，未曾公开批评过八路军。正因为此，吴芝圃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人，便让他去监视吴信容和耿蕴斋。实际上，刘子仁心里也不满八路军，尤其是对派遣的政工干部感到反感。当他得知吴信容、耿蕴斋要叛变时，他并没有阻止，而是告知两人，这让他们更为警觉。

12月10日，吴芝圃与刘子仁商量应对之策，吴芝圃要求刘子仁将吴信容和耿蕴斋请到17团团部。然而，刘子仁却提前向两人透露了吴芝圃的计划，告诫他们不要去团部，因为那是设下的鸿门宴。消息传开后，吴信容和耿蕴斋决定不再前往，并加速了叛变的计划。

12月11日，吴芝圃派人再次去请两人，但他们已经被扣押。意识到情况已不容乐观，吴芝圃决定亲自出马劝说吴信容和耿蕴斋回心转意。但两人铁了心要叛变，便将吴芝圃软禁了。12月12日，吴信容带着600多人，耿蕴斋带着100多人叛变，脱离了八路军。与此同时，刘子仁也带领1000多人叛变。 得知此事后，八路军4纵司令员彭雪枫立刻派遣两个主力团展开围剿，但由于叛变发生得太突然，虽然彭雪枫迅速采取了行动，叛徒们还是带着2000多人逃到了国民党驻地，投奔了汤恩伯。叛变后，汤恩伯始终不敢完全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是八路军派来的卧底。最终，吴信容在国民党阵营中郁郁不得志，直到1942年因病去世。耿蕴斋在国民党任职副总指挥，但这个职务只是一个虚职，解放战争中他因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再次投诚解放军。由于及时认错和家族中有许多成员参加革命，耿蕴斋最终得到了宽恕，并在1962年病逝。 刘子仁则投奔汤恩伯后，未获重用，最终投靠伪军。当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转投国民党，被任命为少将师长。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衰败，他在巴中起义，成为起义将领。然而，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他过去的罪行被揭发，最终在河南商丘被枪决。吴信容、耿蕴斋、刘子仁原本有着不错的前程，但由于他们的不珍惜，最终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