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森到独山军械库补充想多拿点遭拒：宁愿炸掉也不给！后全部资敌
自从抗战爆发以来，杨森指挥的第20军从未像在长衡会战中那样遭遇重创。前三次长沙会战时，第20军的作战策略是依靠预设的阵地和据点，一步步消耗并拖延日军的进攻。同时，湘北的民众也通过破坏交通线、埋藏粮食、拆毁桥梁等手段，积极配合抗战。由于这些措施，日军在进攻或撤退时，往往会被第20军的防线拖住脚步，难以顺利行动。然而，在长衡会战中，这一战术却没有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前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有两大缺点：首先，他们过于自信，认为只要发动进攻，第9战区的中国军队就会迅速溃退；其次，日军兵力有限，无法在广阔的战区上展开大规模正面进攻。因此，日军一般选择以精锐部队突破中心防线，二线部队则负责守住两翼。而事实上，日军的二线部队经常被中国军队击败，造成其后方补给线受到威胁，成为战败的原因之一。
面对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失败，新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进行了一番研究。他总结出，想要打败第9战区的中国军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充足的兵力，二是调整战术，将二线部队放在中间，精锐部队放在两翼。横山勇认为，如果二线部队能突破新墙河一线阵地，就能不断地进行反复攻击，逼迫杨森的第27集团军撤退到两翼，这样就能形成包围之势，将敌军一举歼灭。 长衡会战爆发后，杨汉域领导的第20军并未预料到日军攻势如此强烈。根据之前的战术安排，第20军依旧选择守住新墙河、关王桥，并退守平江，随时准备发动侧击。然而，日军的攻势远超预期，第68师团紧随其后，甚至从平江以东的第3师团也进行了迂回，导致第20军陷入包围之中。日军用四个师团围攻一个第20军，足见其决心和兵力的充足。如果第20军试图突围，日军的其他部队仍在各处设下包围圈，形成致命的陷阱。幸运的是，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及时从侧面袭击了第13师团，给了第20军一线生机，成功突围，转入幕阜山。 第20军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军解决了侧翼的威胁。杨森和杨汉域艰难地突围后，却接到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命令。薛岳命令他们向湘东南撤退，而蒋中正则指示他们前往湘西。两份命令完全相反，杨森该听哪一方的呢？ 长沙失守后，抗战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日军占领长沙后，必定将目标指向衡阳。衡阳不仅是南方的交通枢纽，失守后将严重影响后续的战略部署，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中国战场的失去主动权。因此，蒋中正的指示要求薛岳率部增援湘西，保卫衡阳，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决定。 然而，薛岳在长沙失守后却下令将部队调往湘东南，他的这一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薛岳的决策一方面出于对家乡广东的保护情感，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拒绝将兵力集结在湘西保卫衡阳。结果，由于未能及时增援衡阳，第十军的坚守不力，使得日军在湘南的进攻更为迅猛。与此同时，杨森的第27集团军陷入困境。长沙失守后，第27集团军的四个军被击散。滇军的第58军和丁治磐的第26军早早撤离，只有杨汉域的第20军仍然坚守。尽管薛岳对此十分不满，但杨森完全遵循蒋中正的命令，最终不得不率部进入广西参与桂柳会战。薛岳不愿让杨森轻易离开湖南，决定扣留第20军的新编第20师。然而，杨森并未对此做出反应，随即带着仅剩的兵力进入广西，准备与日军作战。 尽管杨森的第27集团军成功补充了装备并准备迎击日军，但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日军第十一军抢在桂林之前发起了进攻，迫使杨森急忙回援柳州。然而，由于列车调度混乱，杨森的车厢被安排在前头，并在途中发生了撞车事故。更不幸的是，当杨森赶到柳江铁桥时，发现负责炸桥的军官提前引爆了桥梁，导致部队无法过河。杨森急忙派工兵架设浮桥，最终才将部队带过柳江。 最终，杨森带领第20军到达柳州后，接到第4战区的命令，负责守卫柳州及周边区域。然而，柳州的防守几乎没有希望，因为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已经严重削弱。面对如此形势，杨森决定准备后路，确保部队安全撤退。到了11月9日，日军第3和13师团已开始对柳州发起攻击。杨森判断，柳州无法守住，决定迅速撤离。最终，柳州于11月10日失守，但日军未能获得任何战略性成果，因为柳州已成一座空城。 然而，接下来的战斗依旧紧张，杨森被安排在贵州境内执行新的任务。然而，在补充装备时，杨森再次遭遇了麻烦。军械库的工作人员拒绝按规定发放物资，最终，日军通过占领独山军械库，获得了大量补给物资，这为日军的后续作战提供了支援。面对这种情况，杨森深感羞愧和愤怒。 虽然日军在独山的进攻已达到极限，但当日军撤退时，杨森指挥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反击，成功将日军逐出贵州。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战斗，展现了抗战中每一个军事决策背后的艰难抉择和为国家前途付出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