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南京军区参战老兵的真实回忆编辑而成，向所有为保卫祖国的参战老兵致敬！ 我是南京军区60军179师某部的战士，1979年2月26日参加了对越反击战。1979年1月，我被调入广东省湛江临战训练团进行战前训练。对越反击战打响后，我们于19日乘坐军列进入广西前线某农场待命，一直等到24日才正式编入战斗班组，隶属于42军125师某部。此时，前线的战斗已经非常激烈，通过从后方返回的战友了解，我们这批兵随时可能被调到一线战斗连队。

25日晚上19点，我们开始了战备动员，林排长代表我们二排去连部送请战书。老实说，由于我们这次参战的很多战士都是从不同地区抽调来的，既有南京军区的，也有福州军区的，许多人的名字我都不太记得了。然而，整个排的战友们士气依然高涨，大部分都是有经验的老兵，有些干部还曾参与过战斗。等林排长回到我们班时，他满脸笑容地告诉我们，连部批准我们班作为尖刀班，由副连长亲自带队指挥我们二排，去攻占越南班占某无名高地。 当天晚上10点，我们全连出发。除了基本装备，我的挎包里还额外装了六枚手榴弹。结果，行军中我吃了不少苦头。排长让我负责扛弹药箱，由于负担过重，加上行军时速度不稳，我渐渐感到气喘吁吁。为了不掉队，我咬牙坚持，但越走越累，我心里忍不住想把那些手榴弹丢掉——但战时严禁丢弃武器弹药，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感到手榴弹像是千斤重，挎包压得肩膀又痛又麻木。

我们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行军，终于按时到达战斗区域。防守山头的越军非常精明，四周不断有曳光弹飞过，部队立即进入隐蔽状态。由于长时间潜伏，等我们到达作战位置时，天已经开始微亮。此时，我心里想着这场偷袭可能要失败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右侧突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接着冲锋号也响了起来。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我便端起枪，跟着战友们向前冲。当时，脑海中完全没有害怕的想法，身体紧张僵硬，脑中时而是血红一片，时而是一片白雾。只剩下一个念头——向前冲！ 很快，我们突破了越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在进攻过程中，我的一位浙江籍战友被地雷炸伤（后来不幸牺牲）。随着战斗的持续，我的头脑渐渐清晰，开始更有意识地利用隐蔽物。越军的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进攻速度非常缓慢。

接近第二道封锁线时，我注意到不远处的草木中有动静，便悄悄趴下，向那边投掷了手榴弹。烟雾散去后，我看到草丛中不断有子弹射出，我确定那里有敌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投出了五六枚手榴弹，每次爆炸后，我就鼓足勇气向前推进，尽量接近那个草堆。直到确认那片区域没有动静，我和战友们才冲了过去，发现里面有一名越军已经被炸死。战后我深感庆幸，若当时没有扔掉那些手榴弹，可能就没能清除那一片敌人。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即将攻下第二道封锁线时，越军开始猛烈炮击，一发炮弹就在我附近爆炸，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脑袋一片空白。当我醒来时，周围已没有一个人，我独自一人身处战场。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惧，只能原地隐蔽，不敢单独行动。此时，越军的制高点仍在不断开火，虽然炮火似乎停了，烟雾逐渐消散。不久后，我听到身后有动静，紧张地转身一看，原来是副班长！看到他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心中五味杂陈，既兴奋又委屈，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副班长大声问我班里的其他人情况，我急忙摇头。就在这时，机枪手刘明义也找到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个沉痛的消息：连长在刚才的战斗中牺牲了。

不久后，更多战友陆续赶到。快天黑时，通讯员传来命令，全连集中火力向越军山顶碉堡射击，六点后掩护所有伤员撤退。此时，我和一班的战士小关被分配去背伤员。我的体力几乎耗尽，当我终于将一名伤员拖到山下集结点时，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在收容队的车下，至少有十几名战友的遗体，我看到连长也躺在那里。晚上九点，我们带着烈士的遗体回到了出发地。 第二天，我们得知阵地最终是由作为预备队的二连攻占的。那个我和副班长曾想炸毁的越军大碉堡，听说是由二连的尖刀班夜袭摧毁的。我们的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二连最终立了功。 战友的牺牲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回国前，我曾违规打过一名嚣张的越军俘虏，因而被上级批评。后来，虽然上级曾考虑严肃处理，但这个处分最终被拖延，直到我们回国也没有下发。记得副连长找我谈心时，给了我一包大中华香烟，亲自给我点上，说：你小子手太重了，早点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