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原兰州军区司令员刘懋功离休后，曾经对家人说，自己参加革命五十年，最感激的几位将领有刘志丹、韩先楚、彭老总、刘亚楼等人。 刘懋功是甘肃庆阳人，早年参加南梁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后来编入了红二十六军四十六师二团。他深受刘志丹的影响，最信任的就是刘志丹，而刘志丹也非常喜欢和信任刘懋功。1935年初，红四十六师在南下过程中遭遇失败，刘志丹带领部队突围。等到他们抵达陕北时，刘志丹身边只剩下四个人，其中就有刘懋功。即便是到了晚年，刘懋功回忆起当年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和部队一起的悲伤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韩先楚将军，曾经是刘懋功的团长和师长，刘懋功非常敬重他，尤其是韩先楚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作战能力强。1936年夏天，红军西征时，红七十八师的师部两次遭到马家军骑兵的偷袭。为了救韩先楚，刘懋功不惜身陷险境，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期间，韩先楚从前线回到延安时告诉刘懋功：我在日军的扫荡中几乎陷入困境，如果那时你在，我就不会那么危险了。他还专门带来一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物品，如望远镜和日本军大衣等，送给刘懋功。 1975年，刘懋功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巧成为了韩先楚的下级。韩先楚动情地对刘懋功说：老刘，咱们一起好好干，把兰州军区搞好，你们空军要钱要物，我都支持。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懋功曾先后担任西野四纵警一旅参谋长、警三旅副旅长、一野四军十师师长，始终在彭老总的指挥下战斗。彭老总是个非常严厉的指挥官，批评错误从不留情面。在兰州战役前夕，彭总亲自带领师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前线查看地形。刘懋功因为到得稍晚，跟在后面观察，看到一片土黄色的山丘，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忍不住自言自语道：真是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这里怎么打仗？这句话恰好被彭总听到，他转过身，严厉地看了刘懋功一眼，说道：哪里有祖国的土地，我们就要解放到哪里。不想在这里打仗，是不是想去四川吃大米？刘懋功有些愣住，完全没明白为什么会被批评。回去的路上，政委告诉他，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彭总就严厉批评了这一不负责任的观点。虽然这件事看似小，但刘懋功一直记得，西北战场比其他地方更艰苦，彭总带头艰苦奋斗，展现了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宽广胸怀。 刘懋功一生有两位伯乐：一位是带他走上革命道路、并发掘其军事才能的刘志丹，另一位是发现并培养他空战指挥才能的刘亚楼。最初，刘懋功对调入空军并不情愿，与刘亚楼有过几次争执，甚至想回陆军。直到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学习后，这个念头才逐渐消失。 1950年底，南京军事学院开始筹建时，最初的计划是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但因为需要开设空军和海军系，刘伯承院长建议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懋功于1953年秋季入学，被编入空军系二班。因为学员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刘伯承院长决定增加文化学习时间，让学员先上半年预科，重点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和俄语等科目。

由于刘懋功文化基础较差，他拼尽全力加班加点，最终顺利通过了文化课的考试，成绩相当优秀。1954年春季，空军系开始转入专业课程，重点学习飞行器的战术、构造和飞行原理等，还要学习战术、战略等军事理论。此时，正值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很多苏联顾问和教官参与了教学，但教学方法较为死板，要求学员死记硬背。 军事学院里的中国教员大多是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高级将领，这些旧军官教员大多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或起义的军官。教空军系的刘振世，曾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参谋长，1949年后加入解放军，任一野二军五师副参谋长。每当课间，刘振世常和刘懋功交谈，感叹道：国民党军队的战术死板，而解放军的战术灵活，总打胜仗，我佩服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