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官场大局观，几乎是天生具备的。 1864年（同治三年），在淮军攻占常州并扑杀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后，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清除。此时，李鸿章决定暂时停下进攻的脚步，命令各军原地休整，不再进行进一步的进攻。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鸿章专心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为自己麾下的部将向朝廷请功。这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学问深得很。既要表现出大刀阔斧的魄力，又要有细腻周到的手段。如果处理不好，既会惹朝廷的不悦，部下也会心生怨言。 李鸿章深知其中的微妙。在为六弟李昭庆请求功劳时，他采取了巧妙的方式。在奏报中，李鸿章表现得非常谦逊，表明李昭庆无功无录，不敢迎邀奖叙，但是，在谈及常州之战的胜利时，他却非常详细地列举了李昭庆的功劳。

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谦卑，实际上却隐藏着精心的策略。李鸿章故意不直接请求功劳，实则是在暗中伸手。 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的这种手段心知肚明，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当局面尚未成熟时，她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见。但一旦到了需要给予奖励的时刻，她绝不会吝啬。

果然，慈禧在适当的时候下令，赐予李昭庆遇缺即补知府的奖赏。李昭庆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跑到李鸿章帐下，建议他乘胜追击，攻占金陵，认为这样一战定能为自己带来更高的官位，甚至可能升为道台。 然而，李鸿章对此并不热衷，他对李昭庆说道，盲目追求胜利往往得不偿失。李昭庆不理解，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明显的好机会。李鸿章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用了几个理由来敷衍他。

李鸿章指出，常州虽已攻克，但江苏的防线并不稳固，长兴和湖州还在长毛手中，江苏南门依然洞开，当前的局势非常复杂，如何能抽调大军去金陵，而忽视了防守。 李昭庆则反驳道，湖州是左宗棠的地盘，淮军不必担心。李鸿章严厉地反驳道：你懂什么！并表示，湖州的安危关系到自己的整体安全，自己不能不管。他警告李昭庆，不要因为眼前的小功就忘了大局，要稳重行事，保持耐心。

李昭庆听后，心有不甘，但只能悻悻而归。 李昭庆并未意识到，在他与李鸿章对话的同时，清朝已下令督促淮军协助攻占金陵的事宜。上谕中明确指出，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占常州后，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要求他迅速调集精兵与曾国荃会合，进攻金陵。

此时的李鸿章，淮军已经彻底肃清了江苏的太平军，而湘军仍然困守金陵，战局迟迟没有突破。左宗棠的军队虽然清除了浙江的威胁，但湖州仍未攻克，无法派兵支援金陵。李鸿章所言的湖州问题，其实是在夸大其词。 清廷之所以会要求李鸿章调兵进攻金陵，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他麾下淮军的攻城炮队，这正是湘军所欠缺的。而且，这份上谕还特别强调曾国藩作为总指挥的重要性，暗示他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有地方主义的局限。

通过李鸿章对李昭庆的态度，已经可以看出，他并不急于亲自前往金陵与曾国藩争功。这其中有两层深意。 首先，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如果此时贸然出兵金陵，必然会被视为忘恩负义，破坏与曾国藩的关系，这不仅会影响他的官场声誉，还可能影响未来的升迁。

其次，曾国藩兄弟已经围困金陵两年，正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如果此时抢去他们的功劳，将来无疑会树立强敌。李鸿章深知，要想超越曾国藩，必须依托他的力量，树立自己的正当形象。 因此，李鸿章选择在官场上做君子，即便这样看似谨慎，实际上他深知自己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李鸿章深谙官场中的微妙之道。在他看来，自己可以通过委婉的方式，不直接出兵金陵，而是巧妙地回避这一决策，将责任推给曾国藩与曾国荃。他在回奏的奏折中，列出三个不能立即前往金陵的理由：一是淮军疲惫，需要休整；二是淮军需要接防其它重要地区；三是目前的炮队实力不足，难以攻克金陵。 更为高明的是，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曾国荃已经围城两年，金陵之战在他看来，最大的困难不是兵力，而是缺乏足够的粮饷。如果曾国荃早早开辟了地道，金陵的突破已经指日可待。这样的话语，实际上在间接暗示朝廷，曾国荃可能并不愿意与他人合作，暗示湘军的进攻受到了内外困难的制约。 通过这番巧妙的回应，李鸿章巧妙地避免了直接与曾国荃争功，同时又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令曾国藩与曾国荃感到一丝无奈。 曾国藩为此感到相当为难，最终不得不亲自给李鸿章写信，尽管他表面上说得委婉，但实则是在试图通过一种策略来迫使李鸿章出兵。然而，李鸿章的回应更加冷静且有力，他在信中明确表态，自己并不打算轻易赴金陵。 当曾国藩看到李鸿章的回信后，内心十分清楚，李鸿章的真正目的在于保持自己与曾家兄弟的关系，同时维护自己的声誉，最终确保自己能在官场中更加顺利地前进。 这种深思熟虑的官场策略，最终使得李鸿章在不冒犯曾国藩的前提下，顺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一系列的权谋与巧妙的应对，使李鸿章在官场中树立了老谋深算的形象，成功避免了与曾国藩的直接对抗。 最终，金陵被曾国荃攻克，李鸿章也顺利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并且在官场上更加稳固了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