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先生（1915－2002）

编者按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先生诞辰110周年。杨先生字佩之，回族，山东淄博人。他一生治学严谨，视野宏阔，在中国古代史多个领域卓有建树，尤以马可·波罗研究、元代民族史与隋唐五代史闻名学界。

杨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术研究受郑天挺、钱穆、傅斯年等名家启蒙。抗战期间，他随校南迁，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师从姚从吾、向达等先生，并得陈寅恪、罗常培、汤用彤等指点。1941年毕业后，杨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扎根南开讲坛六十余载，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史学教育与研究。

杨先生治学精微，著述丰厚。早在1941年，他便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关键记载，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订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迄今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也得到西方史家相关研究成果的印证。杨先生晚年所著《马可波罗在中国》集其研究大成，至今仍代表该领域的顶尖水准。在元代探马赤军、回族史及隋唐五代史等方面，先生亦贡献卓著，出版有《元史三论》《隋唐五代史纲要》《元代回族史稿》等重要著作，影响深远。

杨先生在南开期间，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长期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学术职务。他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元史”“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隋唐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诲人不倦，桃李成荫，为南开史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纪念杨志玖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校友总会历史学科分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追思其学术人生，弘扬其治学精神。“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栏目特刊发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在会上的发言稿《勇于追求、践履学术真理的典范——纪念杨佩之志玖师》（原载2025年12月12日《南开大学报》），以资纪念，亦励来者。

勇于追求、践履学术真理的典范

——纪念杨佩之志玖师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杨佩之志玖师诞辰110周年。作为晚辈学生，我认为应当传承佩之师勇于践履史学家社会良知的精神遗产。我想谈三点：一是我理解的佩之师为实现史学家职责写作信史勇敢地批判不良学风的大无畏精神；二是佩之师是富有社会良知的史学家典范；三是佩之师为人、治学给我们的启示。

杨志玖先生

矢志不渝地撰写信史著作，并向不良学风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李治安教授、赵文坦教授在《杨志玖文集·前言》中指出，杨先生的史学研究“都是追求真实和创新”，我很赞同。佩之师史学鸿著，其求真求新的杰出贡献，作为他的学生，我有深切的感受。

我是佩之师开设的“隋唐宋元史”基础课和“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选修课的学生，在1956年上半年听了佩之师隋唐史基础课后，利用暑假写出《隋末群雄纷争中为何李唐能够建立统一政权》的习作，随即参加学生论文评奖，为佩之师赏识而获奖；1959年开始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受佩之师指导准备五代宋辽金元史课程，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受佩之师指导进行史学研究。我读研究班课程的导师是郑毅生天挺师，他是我的第一恩师，佩之师则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是不断地回忆诸位恩师的教诲，2015年纪念佩之师撰文《缅怀勇于追求学术真理的杨志玖师》，现在再度缅怀，对佩之师勇敢地坚持追求学术真理并践行的精神有了进一步认识，深知在那个时期、乃至任何时代，对史学家而言都是极其罕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史学工作者，也是所有学人必须具备的品格，由此我更加敬佩杨佩之恩师。

杨志玖先生（右）与冯尔康先生（左）的合影

佩之师坚持史家写作信史的职责，为此而勇敢地同不良学风作斗争，我是从三件事实认识到的：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注”、否定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农民提出“平等”口号说、指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理论不包括中国。

一是指出《人民日报》“编者注”批判雷海宗先生，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作风。

1957年4月，《人民日报》派人到天津，召开关于“百家争鸣”的教授座谈会，天津一些名家应邀出席，雷伯伦海宗师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发展了，而在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停留在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他强调指出，人文学科的研究，要重视掌握证据，要有新资料，由此讲到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作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人民日报》将诸位学者的发言稿刊登于21日和22日的该报上，特作“编者注”，谓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因为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使古代史研究中有新发现，也只是补充和修正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希望大家加以讨论。由于《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这一按语给世人的印象是代表党批评雷先生的。佩之师不同意《人民日报》所加的按语，认为是对雷先生观点的误解，因而写信给《人民日报》，报纸于5月7日登载出来。信中说“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明确表示不同意编者注。他所持的理由，是雷先生讲的是两种问题，一是革命实践理论的发展，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说没有什么前进，两个问题不要混淆，雷先生并没有讲整个马克思主义停滞，再说雷先生讲有人揣摩马克思主义词句解释历史，佩之师表示赞同雷先生用丰富的材料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硬把马、恩、列、斯个别原理和结论套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可见雷先生的发言是诤友之言，更为有益。“反右”斗争开展，“大人物”康生指责南开大学斗争不力，于是雷伯伦师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佩之师大约因为出身中农家庭，万幸没有成为“右派”，被定为“中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职被撤销，校工会的兼职也被取消。

二是实事求是研究农民战争史，没有提出过“平等”要求。

杨佩之师与雷伯伦师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问题，是进行学术探讨，根本不是否定“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按照政治问题处理，按常理，佩之师以后在理论问题上就不应当再发表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见解了，可是他仍然为探求真理，勇于提出独到见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大热点，是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对农民战争的评价日益增高，如果稍有一点批评，就有诬蔑劳动人民之嫌，甚至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嫌。对方腊起义的研究，有论文根据佛家《金刚经》中的话，认为起义军提出了“平等”口号，予以表彰。佩之师经过对史料的考证和分析，得出并无其事的结论，因而著文《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吗?》，发表在1960年9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说：“主张方腊起义曾用过平等的口号，是证据薄弱，立论牵强，实在说不过去。”佩之师指出“平等”一词，佛教徒的理解与平均财富说及今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不应误会。

三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不包含中国。

前述1957年雷伯伦师反对乱套原理学术研究，而学界生搬硬套之风愈刮愈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土地制度史，搬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论点，硬作解释，佩之师作文《如何体会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土地制度的理论》，刊登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10日的《史学》版。文章首先认为马恩所说的“东方”“亚细亚”不包括中国，不过对了解中国上古土地制度有理论指导的意义。结尾则云“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的指示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也是不妥当的。”众云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简单逻辑的道理来看，佩之师的马恩“东方”不包括中国的命题本身就是犯忌的，更勿论“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指示不能说明中国土地制度的“悖逆”之论了。须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马克思概念中的东方即使没有将中国包含在内，也不能明言，说不包括中国，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真是胆大包天。

总之，佩之师极其可敬的坚持追求学术真理的学风，他的为人行事，一贯实事求是、讲真话，在学术上、政治上、生活上，莫不如此。

杨志玖先生在伏案读书

佩之师是史学界中具有社会良知的典范

佩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顶风”的文章，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我心存疑问，20世纪末特意请教他，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毕竟是书生”。他指的那位书生固然是形势所迫参加“梁效”写作组，也有心向往之的一面，而佩之师不同，他没有后一方面心态，我体会佩之师的意思是书生不懂世事，又好讲个真理，乃至无所畏惧。具体地我想到的是：

其一，史家必须具备写信史的求真品格，对那些盲目跟从主流意识的风气，形成以假乱真的伪史，必须反对、纠正，才可能达到史学以信史贡献社会的目的。须知跟从主流意识的史学研究，往往占据主流地位，与其对抗，应有勇气，不怕打棍子、扣帽子，佩之师就是这样的学者，不屈不挠反对不良学风。

其二，提倡作诤友。他在为雷海宗先生辩解中，指出雷先生是“诤友”，不是反对主事者，只是指明主流意识的某种误失，以便改正，这是“补台”，对主事者更为有利，只有昏庸的主事者把它看作是“拆台”，应该理解这样的诤友，接纳他，欢迎他！其实，佩之师就颇有“诤友”的品格，如历史系举行1985年春节团拜，主持人请他讲话，他说今年是（十二生肖的）“牛年”，牛勤勤恳恳，但是牛年不要吹牛。多年的浮夸风为大家所深恶痛绝，他的话语一出，与会者会心地笑开了。

其三，研究者应有科学态度和方法论。佩之师和雷伯伦师一样，反对学者揣摩马克思主义的语句，据以论断历史。他进一步指出曲解史料，“未必是严肃的治学方法”。可知他关心的是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正确的观点，是为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不怕他人为此而批评他立场有问题。

佩之师为人、治学给我们的启示

佩之师的为人、治学风范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体会到四点：

一是应具有自由、平等、独立、独立思考意识。佩之师就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工作、生活的，我们知道，“自由”“平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我们需要具备这种意识，做人要做自己的人，而不是他人的人，他人的工具，并以此从事生活和史学研究。学习佩之师尊重他人的品德，我以为这是他平等意识的体现，在一次会上我称呼江沛教授为江先生，因为大家一般称作老师，所以他很诧异，我说我刚做助教，杨志玖先生就称我“冯先生”，于是他理解了。今年教师节，侯杰教授给我微信贺节，我回信“侯先生好，祝愿我们都生活愉快”，他跟着说：“我是学生，您可不能这么称呼。”我回答说：“我刚做助教，杨志玖先生就叫我冯先生，郑老给我写信，谓尔康兄，我学的是我们老师的尊重他人的品德。”他回应说：“老先生们都是中国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二是运用独立思考精神，在求真求新学习和研究中取得创新成果。佩之师论证马可波罗实有中国之行，成为这一学说的提出者，是艰苦钻研的重大成果，是独立思考精神的成就。

三是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当他86岁高龄时整理回族史论文集，想起我约请他写的收入《扬州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的一篇回族史论文《元代扬州的回回人》，一时找不出来，给我打电话，我找到了复印给他送去，顺便请安。附带说一下，我在该书《序》中写道：“为文集写作的是人文学科的专家，有享誉中外的杨志玖、卞孝萱等教授的赐文，为文集增色。”特别感谢佩之师的赐稿。2000年8月，南开大学主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佩之师作主题演讲，会议开得很成功，消息传播后，引起台北《历史月刊》杂志社的较大兴趣，因该社过往同我有所联系，打电话要我帮助组稿，出一个专栏，他们特别点名要有佩之师的论文，可知佩之师的观点多么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四是佩之师艰苦生活中坚持史学研究。就是在上述那次研讨会中，有与会者拜访杨先生，回到会上说大夏天的杨先生家没有空调。佩之师就是挥汗如雨的夏日笔耕如常，题外说一下，我去杨生茂师家请安，才知道他家的空调是学生凑钱帮助安装的。那时老师们不富裕，可是学术成果频频问世。他们在艰苦生活中研治历史，事实教导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形下，不忘学人的本分——研究不停顿。

中华书局于2015年8月出版的《杨志玖文集》

最后，我想分享一件与佩之师有关，而他不知道的学林往事。1998年，我在台北参加学术活动，台湾大学荣休教授陈捷先先生、原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总经理姚为民先生请 我吃饭，席间闲聊到奖学金的事，我说见到的奖学金每次给好多人，每人只能得到一点钱，无助于贫寒学生，我的老师杨志玖先生家境不富裕，靠山东省的一个基金会资助完成的学业。姚先生原籍山东平度，对杨先生求学经历深为感动，大约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乡情也在起作用，这位豪爽性格的“山东汉子”，当场决定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系设立奖学金，获奖者要有平度籍贯的一名学生。我回校后就操持姚为民奖学金发放工作，逐年评定给予奖学金名单，到我2002年退休而结束。姚为民奖学金得以发放，潜在因素是佩之师的求学经历，我想奖学金的获得者应该怀着感念杨志玖师的求学、治学精神。

NANKAIUNIVERSITY

来源 ｜ 南开大学融媒体中心

编辑 ｜ 李玥瑶

审校 ｜ 严景云 贺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