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易名 洛阳，位于长安东北约850华里，因位于黄河支流洛水之北而得名。洛阳地处华北平原与渭水盆地的交通要冲，历来是中原的重要战略要地。公元前770年，东周平王曾将都城迁至此，东汉、魏、晋、北魏等朝代均曾以洛阳为都城。北魏灭亡后，洛阳一度荒废，直到隋炀帝即位后，才重新将都城迁回洛阳，并将其命名为东京。隋炀帝的洛阳建设，不仅改善了交通条件，还增强了其战略意义。然而，隋炀帝并未料到，经过其精心设计的东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易主了。

大业元年(605)，杨广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叛乱后，正式将洛阳设为东京。隋炀帝在城市建设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划，改善了交通，特别是开通了济渠，使得洛阳的水陆交通更加畅通。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使洛阳的战略地位得到加强。尽管隋炀帝投入了大量精力，东都的建设却未能维持太久。 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后，对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与政治变动。李世民设立洛州总管府，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表明了洛阳在唐初的战略地位。尤其是隋炀帝所设立的东都改为洛州后，洛阳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唐朝初期，洛阳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行政体制与朝中官员平行，这表明洛阳不仅在名义上被视为东都，而且在实际政治和军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对李世民来说，洛阳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早在与王世充的斗争中，李世民便通过洛阳培养了许多精干的部下，使洛阳成为其势力的核心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李世民不仅加强了对洛阳的控制，也借此稳固了对山东的统治。长安较远，无法有效支配东部地区，因此李世民重视洛阳的布局，旨在通过洛阳来加强对东部的控制，这也是唐朝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二月，李世民亲临洛阳宫，并将洛州改为洛阳宫，体现了洛阳在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通过他在洛阳的多个行程，可以看出，太宗非常重视这个重要地区。在建成的洛阳宫内，他不仅举办宴会、招募人才，还在通过人才选拔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对洛阳的控制。由于洛阳的地理优势，太宗力图将其作为唐朝对东部地区的控制据点，尽管最终因反复和臣子意见不同，未能将洛阳宫彻底建设成类似长安的政务中心。

然而，贞观时期洛阳的灾难也凸显了权力中心在应对地方突发事件方面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发生水灾后，太宗及时下令救济灾民，并且精细管理，避免了官员的腐败行为。

二、高宗重建 李治继位后，洛阳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高宗即位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洛阳逐步走向了唐朝权力中心之一。显庆二年(657)，高宗开始着手对洛阳的建设，特别是在宫阙与官员体系方面进行重建。高宗认为洛阳的地理优势和重要性不可忽视，决定以洛阳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东都的建设，以此来加强对北方与东部的控制。

随着高宗对洛阳的重建，洛阳逐渐成为了唐朝东部政治与军事的重要中心之一。此时的洛阳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行政区，更是与长安并肩的另一座大都。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提升官员地位，洛阳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了认可。高宗的行幸与多次扩建项目，都表明了洛阳在唐朝前期的巨大战略价值。

三、武后和玄宗时期的变动 武后时代，洛阳的地位再度提升，尤其是在宗庙建设方面。武后在洛阳建立了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这标志着洛阳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都城，而是朝廷的另一个政治和宗教中心。武后继续对洛阳进行重建，通过大量的移民和行政布局，使洛阳的地位在名义上超过了长安，成为了神都。 然而，随着玄宗的继位，他开始重新评估长安与洛阳的关系，并逐渐将重点转回长安。玄宗在位时，洛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大赦、祭祀和行政改革方面，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得长安的地位逐步恢复。 在玄宗时代，关中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逐渐暴露，唐朝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尤其是在洛阳与长安的行政区划和资源配置上，关中和江淮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进一步改变了洛阳—长安的传统政治格局。 从李唐到玄宗，洛阳的地位经历了多次变化。尽管在武后和玄宗时期洛阳曾一度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但最终，随着各方面因素的变化，洛阳的地位逐渐被长安所取代。唐朝的历史发展也表明，政治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由权力斗争驱动，也与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