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他们与我们同出一脉,但是又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看上去,听上去甚至相处上去都很像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又偏偏不是中国籍。
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不遗余力的给予了我们他们所能帮助的全部,对我们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就是这样一群与我们若即若离的“同乡”,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到底算不算我们的同胞?他们到底和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东南亚华人,其实只是在1840年之后移民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
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移民的华人,是近代后移民的东南亚华人。但是事实上,东南亚华人是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的。早在明代,甚至是唐代,就已经有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案例了。
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从来都不缺少智慧,在荒年或者兵乱的时候,百姓从来不会留在家里等死。河南人就有着向陕西逃荒的传统,而山东则有着向东北逃荒的传统,福广地区的百姓如果遇到意外,最大的选择自然也就是出海了。
事实上,今天东南亚华人群体的形成,是上千年来中国持续不断的移民所形成的。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其实就是当年唐末黄巢起义的失败者,在流亡东南亚之后所建成的。
而在明代的时候,泰国的国王就有着招纳当地华人来作为其顾问的传统,因为对于当时的东南亚王国来说,搞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重要的。
康熙年间的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国王郑信,其实就是潮州富商的后代,其本质上就是一个东南亚华人。潮州籍的华人,在泰国就垄断着金融行业,而这种垄断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也衍生出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东南亚华人在抵达当地之后,往往就会形成对某一种行业的垄断。
第一代华人是开创局面的人,他们首先进行创业,而在他的家人朋友来到当地之后,就直接在自己的店铺里面帮忙当伙计,然后这些伙计在完成学习之后,便会去开创一个新店,再形成另一个循环,如此往复,东南亚华人对于一个行业的垄断就形成了。而祖籍来自于中国各地的移民们,他们往往根据祖籍的不同也都有各自所擅长的行业。
例如广东人擅长种植经济作物,并且擅长修理机器。而福建人则擅长航海以及金融,客家人擅长冶炼和开矿,潮汕人则擅长农业生产。
这些东南亚华人在抵达当地之后,往往能够对当地人形成代差,其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不是本地土著能够比得了的,因此华人们很快就能将自己在家乡时练就的技能发扬光大。
而这种情况,自然也导致了另一种情况的出现,那就是东南亚华人越是形成行业垄断,就越是遭人嫉恨。虽然东南亚华人对本地土著有着技术代差,但是本地土著却有着一个让东南亚华人始终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本地土著有着巨大的人口优势。
这也使得东南亚华人,长期和本地土著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对立关系,并且华人始终都是弱势群体。
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对于东南亚华人始终都采取一种无视态度而非是务实态度。因为对于封建王朝来说,相比于实际利益,帝王的面子往往是更加重要的东西。而一直到清代,中原王朝所沿用的始终都是“父系传承”,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么无论你是出生在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
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看来,东南亚华人其实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些东南亚华人却不对自己效忠,也不向自己纳税,说白了就是一群“化外之民”。举一个例子,乾隆年间,建立了兰芳共和国的罗芳伯就曾经派人前往北京,希望向乾隆皇帝称臣,以获取保护,但是乾隆皇帝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
而在十五世纪之后,东南亚华人和本地土著之间,这种长期的二元对立状态,突然之间就被打破了。而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人,正是欧洲殖民者。作为少数派,且是掌握着先进技术,并且在中原王朝内也有着自己门路的东南亚华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欧洲殖民者所拉拢的对象。
而在明代时期,由于朝廷滥发纸币,所以纸币的信用体系彻底崩溃,白银再次成为了中国的实际货币。
欧洲殖民者因为刚刚发现了美洲大陆,所以有的是白银,别说白银了,其他的贵金属,哪怕是黄金都有的是。而中国则有着欧洲殖民者所需要的商品,很多商人也渴望和欧洲殖民者做生意。
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明朝也是有着海禁的,欧洲殖民者没有办法直接去中国做生意。这个时候,东南亚华人就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了,因为东南亚华人本身就是“中国人”,也有手段进入中国,所以成为了欧洲殖民者和中国本地商人之间最好的“中间人”。
而在东南亚当地,由于华人熟悉当地,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往往会成为欧洲殖民者的“委任管理者”,或者成为欧洲殖民者的税务官。
华人内部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巴达维亚有一个叫做“华人甲必丹”的职位,最有名的一个担任者叫苏鸣岗,其实这个职位就是当地华人社区的自治领袖的意思。
因此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崛起,尤其是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建立起成体系的殖民地的这个过程,很多东南亚华人的大家族,也就跟着一起崛起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各行各业中,都有着十足的影响力。甚至很多华人精英,还反向进入了荷兰本土,成为了荷兰化的政治精英。
然而,依附于欧洲殖民者,并没有为东南亚华人带来更多的安全。东南亚华人依旧是殖民地内的一个“泄压阀”,往往在殖民地内的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欧洲殖民者就会放任当地土著屠杀东南亚华人,掠夺东南亚华人的财产,来缓和尖锐的矛盾。而在这种“玩法”上,荷兰殖民者往往是做的最好的。
因此,东南亚华人和贺兰殖民者之间,往往是一种不信任的合作关系。而这也使得当地华人不会将自己的财产存进欧洲人的银行,而是存进华人自己的银行。这些东南亚华人的早期金融机构,随着宗族网络,逐渐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也就形成了东南亚华人特殊的金融网络,这个金融网络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在民族解放时代,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欧洲殖民者已经不在了。东南亚的华人们,也逐渐的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人口数量的普通东南亚华人,另外一个群体则是极少数的东南亚华人富商家族。
华人富商们依旧紧紧占据着自己的原有生态位,也就是统治者的“买办”或者“白手套”。
只不过这个时候统治者不再是欧洲殖民者,而是东南亚国家本地的军阀们。在这个时代,东南亚华人富商和东南亚国家军阀之间,是高度绑定的。
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军阀政权纷纷垮台,但是华人富商们依然活得非常的精彩,因为这个时候新加坡已经独立建国了。而这个由东南亚华人所主导的国家,几乎就等于是华人富商的“绝对安全区”。而最后承受本地土著怒火的人,往往都是本地的普通华人。
今天的东南亚华人富商们,也相当的关注中国的市场,在国内他们总是会强调自己的血缘。但是实际上,这些东南亚富商是一群资本动物,在他们眼中,无论是血缘还是国籍,其实都是不重要的,钱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关注中国市场,本质上也是希望能够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都是生意。
但是普通的东南亚华人,却是另一个更大的群体,他们有的人心向祖国,有的人在海外坑害同胞。他们中很多人也也开始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崛起获得更好的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这群敬祖宗,拜土地,还讲着中文的群体,终究曾经是我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