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辍耕录校证》，[元]陶宗仪撰，陈晓伟、王岩校证，中华书局，2026年1月版

中国古代笔记文献自成谱系，自《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以下，至于宋元明清，蔚为大观。此类著述往往体例不拘，内容博杂，采摭宏富，或记朝野故实，或述典章制度，或录风土民情，或评诗文艺术，或载奇闻异事，往往于正史官书之外，别开生面，存一代之风貌，补史乘之阙遗。然其文本特性，亦为整理与研究带来特殊挑战：作者常辑录群籍，汇纂旧文，间参己意，史源错综且多不标明出处；其书成稿之后，或藏之名山，或传抄友朋，流播未广，待付梨枣，已历经多手传写，鲁鱼亥豕，歧异丛生，复经书贾刊刻，校雠精粗不一，遂形成复杂多歧之版本系统。故于今日整理此类文献，若但执一“善本”逐字校勘，或仅据晚出“精校本”为底本，则恐难窥文本原初之面貌，易为后世校刻者之臆改所蔽，且无从揭示文本生成与流变之复杂层次。元末明初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堪称此类文献之典范。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末避兵乱徙居松江（今上海市）。主要事迹见于孙作《南村先生小传》及《明史·陶宗仪传》。其人博学工文，著述甚丰，除《辍耕录》外，尚有《说郛》、《书史会要》、《南村诗集》等行世。以下我们简单谈谈《辍耕录》的史料价值、版本源流及重新整理《辍耕录》时的一些思考。

一、史料价值

《辍耕录》一书，“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孙作《〈南村辍耕录〉序》），举凡元代典制、宫廷秘闻、社会百态、书画技艺、器物鉴赏、戏曲名目，乃至元末东南兵事，无不赅备，实为研究元代社会、政治、文化之史料渊薮，向为学林所重。据初步统计，《辍耕录》目前可查到直接摘录引用或同源文字的史书，多达160余种，其中尤以蒙元官方史乘和元明各类笔记小说、文集碑传等文献为最多。陶宗仪与活跃在元末江浙地区的文人多有交游，他们常常彼此分享着流传至江南地区的各类典籍与历史知识。特别是，宗仪与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的虞集等人过从甚密，这让他在编纂《辍耕录》时，不仅有幸并抄录到《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官修文献，更可能利用到当时翰林国史院旧藏的国史列传——《后妃功臣列传》。这些内容颇为珍贵，在此可以略举几个例子：

1.本书卷二六在叙述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史中丞崔彧上呈《献宝玺书》一文后，曾对传国玺事进行了一番考辨，其中提到了“国史”，原文载：

此文乃桓所撰。

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为人宽厚，事亲笃孝，博览群籍，尤精篆籀之学。由儒学教授仕至国子司业，卒。

阔阔朮，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闻，授汉中廉访司佥事，仕至湖广廉访使，卒。

国史于《按扎儿传》谓拾得乃国王速浑察之子，谓桓辩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桓传》谓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

上述杨桓、阔阔朮、按扎儿三人，于《元史》中均有传，且较《辍耕录》更详，这说明两书必然抄撮了同一份史料，而陶宗仪称之为“国史”。又据引文“按扎儿传”“桓传”可知，宗仪在编纂《辍耕录》时见到的这份“国史”，已具备成型的列传体例。根据学界最新研究，元代实录是不附臣子列传的，《后妃功臣列传》才是元代国史列传的主要载体，且属《元史》列传的核心史源（封渊《元明易代视域下的国史编纂与正史生成：以〈后妃功臣列传〉为中心》，《文史》待刊）。故所谓“国史”，最有可能指向《后妃功臣列传》。

2.卷二六“后德”条载：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颜忽都，武宗宣懿惠圣皇后之侄毓德王孛罗帖木儿女，后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节俭，不妒忌，动以礼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宠，居兴圣西宫，帝希幸东内。左右以为言，后无几微怨望意。尝从帝时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传旨欲临幸，辞曰：“莫夜非至尊往来之时。”内官往来再三，竟拒不纳，帝益贤之。居坤德殿，终日端坐，未尝妄踰户阈。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此条内容全见于《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伯颜忽都》条，二书均将奇氏误作“第三皇后”，《元史》之误已由点校本《元史》校勘记指出，并据后文奇氏本传及《朴不花传》改作“第二皇后”。大抵二者史源——《后妃功臣列传》中即已错写作“三”。

3.卷七“还金绝交”条谓：

曹公克明鉴，号以斋，宛平人。为湖广行省员外郎日，麻阳主簿顾渊白致书问讯，且以辰砂一包见寄，未及启封，漫尔置箧笥中。后有宪官过访，因论制药，谓苦无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尝以此为惠，当奉送。”及取视，乃有砂金三两杂其内，公惊叹曰：“渊白以我为何如人也？”时渊白已没，呼其子归之，其廉洁如此。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穆。

此条并见于《元史》卷一八六《曹鉴传》，相比之下，《辍耕录》较《元史》本传更为详细，表明两者虽同源，但《辍耕录》可能更完整地保留了国史列传的原始内容，而《元史》实则经过删削。

翻阅《辍耕录》，我们还能看到其记述了一批元末死于国事者的事迹，其中不乏多与《元史》列传有雷同者，集中体现在卷十四“忠烈”条。该条记述萧景茂、李黼、樊执敬、王伯颜、杨乘、张桓等人在至正十二年（1352）左右死于红巾军乱，此六人亦立于《元史·忠义传》中，不仅事迹多合，传目顺序亦相邻。这类忠义人物的传记，正是元代翰林国史院日常修史制度下不断补入《后妃功臣列传》的内容，说明陶宗仪所见国史列传并非静态文本，而是持续增补的动态档案。

此外，如卷一“大元宗室世系表”多与《元史·宗室世系表》相合，存在同源异流关系；卷七“官制资品”表亦可与《元典章·吏部一·官制一》之“资品表”及《元史·百官志》互勘。而卷二一所载“宫阙制度”条主要记载了元大都的建置，陶宗仪于此条末尾说：“（虞）集佐修《经世大典》，将作所疏宫阙制度为详。”该条内容亦多与元人王士点《禁扁》中关于大都城内布局的内容相合，基本可确定出自《经世大典》（此最早由复旦大学宋若谷博士发现）。另如卷一七“江浙省地分”详载江浙行省之四至八到，或许源出《经世大典·都邑》或《大元大一统志》等部分（此最早由复旦大学张昀东同学发现）。这些地理、制度类条目，与人物列传分属不同文献系统，也反映出陶宗仪采撷史源的广泛性。再比如，卷二六“瑞应泉”条载：“湖州长兴州金沙泉，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涸。宋季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岁戊寅，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遂赐名瑞应泉。”经对比，这条材料与《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正月下所载史事若合符契。

《辍耕录》的性质，本就是“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陶宗仪在元末得以接触此类官方史籍，并选择性抄录其中如传国玺、瑞应泉及忠义秉节等具有故事性、奇异性或道德教化意义的内容，既体现了其个人旨趣，也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后妃功臣列传》及已经缺失散佚的《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文献的原始片段。因此，《辍耕录》不仅在笔记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亦为研究元代国史编纂、正史生成及元明史料传承提供了珍贵线索。

二、版本源流

版本乃文献整理之根基。对《辍耕录》而言，重新审视并科学认知其版本系统，是突破既往整理范式的首要工作。具体来说，该书版本流传之迹长期晦而不彰，学界多瞩目于以明成化十年（1474）松江府督学侍御史戴珊刻本为祖本之版本系统。此系统诸本行款皆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故我们可统称为“十行本”系统。戴珊刻本卷首有钱溥序，述刊刻始末，称此书久以抄本流传，“传写讹舛，久失其真”，后得“陕右白公大本”及“先生的本”，由戴珊主持刊刻。此本历来被视作今存可确知年代最早之刻本，后世诸多版本皆从此出，影响深远。明嘉靖间有玉兰草堂本，万历六年（1578）有徐球重修本，明末毛晋辑入《津逮秘书》，民国十二年（1923）著名藏书家陶湘（字兰泉）又据傅增湘藏本参校玉兰草堂本重刻。诸本虽间有校改，然其版式、行款皆未脱戴珊刻本系统之范畴。上世纪以来之多种整理本，如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李梦生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王雪玲整理本等，均以此系统版本为工作底本，可视为传统认知下之整理路径。

然而，另有一版本系统长期隐于故纸，未获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古籍普查之深入与版本研究之细化，该系统得以重新发现并获深入研究，其版本谱系遂得廓清，早期文本面貌亦渐次显现。此一新认知，不仅关乎一书之整理，亦为探讨笔记文献之流传与整理方法，提供了宝贵个案。

十二行版本系统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版式风貌与十行本系统迥异。在重新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自目验核查了目前国内所见的五部藏本，它们分藏于上海图书馆（沈涛旧藏本，藏书号：线善830707—18；王相旧藏本，藏书号：线善796492—507）、国家图书馆（黄裳旧藏本，善本书号：18255；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善本书号：03523）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本，藏书号：LSB234）。诸藏书目录或题“元刊”，或云“明初刻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近年来尚有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满铁大连图书馆旧藏本于网上流出，同样被视作“元刻本”，经过我们的目验对勘，其当与铁琴铜剑楼藏本属同一刻本，印次或有不同。

图一 上海图书馆藏沈涛旧藏十二行本书影

此系统之真实刊刻时代，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旧藏本所附一篇后序而得以揭晓。该序作者为林克贤，序文虽在藏本中有部分阙文及年号被剜，然幸全文收录于明人李时渐所编《三台文献录》中，题为《〈南轩輟耕录〉后序》（卷九《〈南轩辍耕录〉后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刻本，叶29b—31a。其中“轩”为“村”之误）。序文详载刊刻缘起：林克贤之从兄林鹗，在明天顺年间任镇江知府时，于当地故家宦族处获《辍耕录》抄本一部，并亲自校雠，精抄珍藏。后天顺三年（1459），林鹗述职北上，示之于时任吉安知府的张瑄，后者遂摹写一部。翌年，张瑄升任广东右布政使，即欲将书稿付梓于广东濂泉书院，然因“此方多事，未暇速成”。直至成化八年（1472），张瑄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时，此书方在福建最终刊刻完毕，张瑄将其中一部寄赠林克贤，克贤因撰此序，追述始末。据此可知，《南村辍耕录》之“十二行本”系统，其初刻当在明成化八年左右，并由巡抚福建之张瑄主持刊行。此时间点较戴珊刻本（成化十年）尚早两年。旧日藏书家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径称其藏本为“元刊”（铁琴铜剑楼藏本卷端亦书“元刊八本”），实属误判。书中遇元帝名讳提行空格之格式，乃明代刊刻时沿袭元末稿本旧式，非元代刻本之独有特征，不可作为断代铁证。张瑄刻本之发现，将《辍耕录》之刊刻史上溯至更早源头，并揭示了一个独立于十行本系统之外的早期文本流传脉络。

细察现存五部十二行本，其版刻风貌、文字细节并非全然一致，实可析为三个系统。A系统为上海图书馆藏沈涛旧藏本、王相旧藏本，其中又以沈涛藏本为先印，王相旧藏本为后印。B系统以国家图书馆藏黄裳旧藏本为代表，其行款虽同，然字体风格、版面布局与A系统有明显差异，当为据张瑄刻本上版之另一刻本，可视为十二行本系统内之一独立分支。C刻本以国家图书馆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旧藏本为代表（俄罗斯图书馆藏本属此系统）。此二本实为A刻本之覆刻本。覆刻质量甚为低劣，因照猫画虎而衍生了不少新的文字错讹，常识性错误更是俯拾即是。

此一版本谱系之重构，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了现藏诸《辍耕录》版本并无“元刻本”，更在于为《辍耕录》的文本校勘提供了一个时间更早、且独立流传的版本系统，使其文本校理工作拥有了更为丰富和坚实的版本基础。

图二 十二行本版本谱系图

在《辍耕录》版本流变中，明嘉靖年间出现的玉兰草堂本是一个关键节点，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整理本中，此本也因其表面文字错讹较少，而被视作《辍耕录》现存诸版本中最为精善者，成为整理者选取的底本。然而，经过我们诸卷勘覈文字内容后，发现玉兰草堂刻本实为十二行本与十行本两大系统首次汇流的产物，具体而言，即以十二行本为底本，同时参校戴珊本重新校勘后刊刻而成。其版式虽仍为十行，然其文本内容却与十二行本关系更近。在通校十二行本与戴珊刻本后，可见玉兰草堂本的校勘者每遇难通之处，辄据戴刻本改动，甚至无据臆改。经此混合校勘，此本已去《辍耕录》原书面貌及史源愈远，且新增误校、错校、漏抄、错抄等问题不计其数，此本对在其后出的诸种《辍耕录》版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万历六年徐球本即以此本为底本，明末毛晋又据徐球本为底本刊印。1923年陶湘重刻此书时，亦参校了此本。将玉兰草堂本作为整理底本，虽可借其已校之功，但也会继承其混合与臆改带来的问题，并且模糊了不同版本系统的源流界限。

可以说，在古籍整理中选择底本，不能仅看其表面讹字多寡，必须首先厘清其在版本谱系中的位置。一个经过后人大量校改、融合了多个系统异文的晚出“精”校本，其“精”可能掩盖了它对原始文本状态的偏离及本书的版本源流。

图三 十行本版本谱系图

三、整理理念

版本关系的明晰，为接下来的校勘与整理确立了新的坐标。对于版本脉络略显复杂、文字传抄多歧的《辍耕录》而言，若其整理工作停留在不同版本间的异文对校，虽可纠正部分文字的讹、脱、衍、倒等问题，却难以判断何种异文更近作者本意或史料来源原貌。因此，倘随意选取十行本或十二行本中某一看似“精善”的版本作为校勘底本，则上述根本问题仍可能被遮蔽。幸而陶宗仪编纂《辍耕录》，以大量采撷前代及当代文献为主，或直录，或节略，或综合，书中许多条目可在《说郛》（同为陶氏所编）或如《山居新语》、《国朝文类》、《东园客谈》等其他宋元笔记、文集、史乘中找到同源文本或直接来源。因此，我们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考辨条目史源，并以此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辨析《辍耕录》各条史文之史源，是判断版本文字优劣、乃至内容正误的更高标准。经过我们逐一考证史源，并逐字逐句详勘诸本异同后，发现十二行本不仅文字错讹较十行本更少，且更接近于史源面貌。试举三例：

1. 本书卷三“正统辨”条并见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简称《贝琼集》）卷二《铁崖先生传》。今《贝琼集》有《四部丛刊》影印洪武刻本，取其与十二行本、戴珊刻本对读，可见戴珊刻本讹误较多：例如，“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一句中，戴珊刻本将“纲目”误作“编目”；“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一句，戴珊刻本脱“述”字；“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句，后一“唐”字戴珊刻本误作“汉”；另，戴珊刻本又脱“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十六字；

2.本书卷十七“古铜器”条，其中一段內容称“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曰”，即引自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今《说郛》所载《洞天清禄集》与《辍耕录》文字高度雷同，故宗仪当分别裁剪抄撮此书来编纂《辍耕录》与《说郛》。其中如“尚带土气”、“惟流传人间”等，十二行本与《说郛》全同，而戴珊刻本作“尚带腥气”、“惟流传世间”，故知沈藏本文字更近史源；

3.卷十七“穿耳”条，抄自吕希哲《杂记》（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六“屋”字韵“沐”字目“膏沐”条），其中“则穿耳自古亦有之矣”，十行本无“则穿耳”三字，而十二行本与《杂记》同。

史源考辨更有助于我们判断文本正误。不妨再以本书卷十七“古铜器”条举例说之，十二行本该条载：

识文、款纹亦不同。识，乃篆字，以纪功，所谓“铭书钟鼎”。夏用鸟迹篆，商则虫鱼，周以虫鱼大篆，秦用大小篆，汉以小篆隶书，三国隶书，晋宋以来用楷书，唐□用楷隶。

其中，“唐□用楷隶”一句，即“唐”字下为一空格，而戴珊刻本作“唐秦用楷隶”，此断不可能通，而玉兰草堂本删掉空格与“秦”字，仅作“唐用楷隶”，而王雪玲整理本因以玉兰草堂本为底本，同作“唐用楷隶”（《南村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47页）。实际上，此条史源为前述《洞天清禄集》，查《说郛》所引，作“唐兼用楷隶”，将“兼”字放入阙字出，文义晓畅，戴珊本似因“兼”“秦”形近而误，玉兰草堂本之改则属无据臆测。

以上所述，并非意在否定戴珊刻本的价值。该本中亦不乏更贴合史源之处，甚至部分文字可作为与十二行本并存的平行文本，在我们的整理本中予以保留。究其原因，《辍耕录》中保存了不少现已难以溯源的独家记述。在面对这类文本时，十二行本与十行本所呈现出的系统性文字差异，正反映出本书在流传过程中，不同刻本系统内部发生的文本衍变。如卷二五“院本名目”条，书中罗列金元院本名目700余种，是戏曲史的宝贵资料。十二行本与十行本在此处存在大量异文（如“窄布衫”还是“脱布衫”等）。在缺乏更早的直接史源的情况下，较为审慎的做法，是将两个系统的异文在校记中悉数列出，提供完整的文本差异信息，既保留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便利。

总之，《辍耕录》的校勘，是版本校、他校（利用史源文献）、理校相结合的一次古籍整理实践。其目标不仅是为学界提供一个更便于使用的整理本，更是通过校勘与史源考辨揭示文本生成的层次与过程，评估不同版本异文的可信度，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坚实、更清晰的文献基础。

基于以上对《辍耕录》版本与文本特性的分析，其理想之整理工作，或应遵循以下理念与方法：

1.底本选择：回归早期独立且更贴合史源的版本系统。鉴于十二行本系统（尤以A系统沈涛旧藏本为代表）刊刻时间最早，文本相对更近史源且文字错讹较戴珊刻本更少，且自成流传体系，我们最终决定以上海图书馆藏沈涛旧藏十二行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凡底本阙叶者，则以上海图书馆藏王相旧藏本配补。通校本有三：国家图书馆藏黄裳旧藏本及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其中后者如遇阙叶，则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旧藏本补校；十行本系统则选取台湾省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年戴珊刻本（藏书号：310.2108360）为通校本，如遇阙叶，则以上海图书馆藏戴珊刻本（藏书号：线善793456—63）补校。此外，凡遇底本及通校本有明显错误之处，还适当参考国家图书馆藏玉兰草堂刻本（善本书号：04931）的校勘成果出校。

2.异文处理：区分性质，审慎判断。在我们的《〈南村辍耕录〉校证》一书中，清晰区分属于传抄刊刻产生的文字讹误，与可能源于不同史料来源或作者不同记述倾向的内容差异。对于前者，可在有确据时予以校正；对于后者，尤其是独家记载或诸本并存的异文，整理者宜持谨慎态度，主要工作在于客观呈现差异，而非强行统一。

3.整理方式：版本对校与史源他校并重。古籍整理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校勘理念，一种是追求惟一正确文本的是非式校勘，另一种则是尊重文献生命历程的源流式校勘。根据我们对《辍耕录》版本问题的理解与研究来看，此书之整理，理应践行后一理念。当然，理想的校勘记不应仅是罗列诸本异同，更应积极利用可考之史源文献（如《说郛》、相关宋元笔记、文集等）进行他校，以判断异文优劣，考辨内容渊源。对于重要异文，尤其是涉及名物、制度、史实者，应力求追溯源头，说明致误或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对此，我们的《〈南村辍耕录〉校证》以“校记”“考证”形式加以区分：“校记”列出版本差异及厘正字讹，而凡属笺注内容，则标明“考证”，以核查史源为主，对于直接抄录还是相似记载的同源文本，均予以指出，在此基础上，编撰一份《〈南村辍耕录〉史源检索表》附于书末，以便读者查阅。在此重申我们整理本的最终目标，即不应仅是出版一个“干净”的排印本，而是通过精细的校勘与考注，尽可能地呈现《辍耕录》文本编纂、层次复杂性与版本刊刻、流传的多变性，使读者在阅读时能洞察其史料来源，评估其记载的可信度，从而更有效地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

4.整理方法的反思。如何以版本系统之精细辨析为基础，综合运用版本对校、史源追溯、文本内证等多种方法，以达成在重新点校该书的同时，既恢复文本相对原貌，又揭示其史料构成层次之双重目标，是我们整理《辍耕录》时反复思考的问题。今日整理《辍耕录》这样的典籍，条件较前贤已有巨大改善：更多版本公藏可目验，检索手段日益便捷，学术积累愈发深厚。这既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做得更精细、更深入，也意味着古籍整理之责任更重。以《辍耕录》为个案，可为同类文献之整理实践，提供一种更具方法论自觉的思考路径：对于大量类似的宋元明笔记文献，其整理是否也应超越单一“点校”模式，而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反映其文本生成与流传脉络的整理范式？即在提供可靠阅读文本的同时，通过版本谱系的梳理、史料来源的考索、异文性质的分析，为研究者深入利用这些宝贵史料，构建起更为坚实、明晰的文献桥梁。这或许是当代古籍整理者，在面对那些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笔记文献时，所应追求的共同学术目标。

自2019年在陈晓伟老师的指导下初识《辍耕录》，至今倏忽已八载。其间我从本科三年级步入博士阶段，辗转求学于南北。初次接触本书时，我是一个对文献学与版本目录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故在版本调查与底本择定上，只能采用最朴素的方式——逐字通校当时能获见的所有藏本，然后以此分型分式。直至在复旦大学修读石祥老师的课程后，才首次系统学习到版本目录研究的科学方法，这为日后进一步辨析版本源流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沪求学期间，终于有机会亲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两部十二行本。由于底本尚未电子化，通校全凭馆内原件，即便已数字化的王相藏本，彼时亦不被允许在阅览室的电脑前拍摄。江南多阴雨，每逢天气不佳便无法提书，故冬日是我前往上图最勤的时节。两段经历至今仍清晰如昨：一是2021年的12月31日，午后善本室内只余值守的两位馆员，她们不时轻声提醒“还不回去跨年吗”，我则只顾赶在闭馆前校完最后一卷，终于在旧年将尽时第一次完成了首次全本通校；二是2023年5月一个沉阴欲雨的清晨，我怀着或许提书失败的心情，最后一次乘地铁赴上图核校底本，那时硕士生涯将近尾声，《辍耕录》校证初稿也已成形。当我轻轻合上那两函相伴三载的古籍，将其归还借书台的瞬间，心中仿佛有长风拂过，一时空明，亦有不舍。

在版本调查与研究中，先后蒙南开大学王晓欣、马晓林、庞乃明，浙江师范大学楼一格，复旦大学黄敬斌、张佳、石祥、张良、岳思彤，北京大学张帆、李新峰、苗润博、洪景涛等师友襄助，时为复旦大学在读学生的张敬奎、张雨丝、封渊、胡康等二十五位同学先后参与初步整理，在此谨致谢忱。同时期待学界同仁对小书的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