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巡视实践与制度建设为唐朝巡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制度的完善。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唐朝的巡视制度不断发展与演变，逐渐适应了当时特殊的政治与经济背景。这一过程中，唐朝特有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巡视制度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唐朝政权稳固的需求。在唐朝建立之初，国家的政局并不稳固。尽管唐朝的政权已经建立，但北方的薛举、梁师都，南方的宇文化及、萧铣等敌对势力依然存在，对唐朝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即便随着时间推移，主要的敌对势力被逐一平息，依旧有不甘于失败的叛乱者不断涌现。在高祖之后，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了帝位，但他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李建成与李元吉的残部仍在地方上活跃，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为了彻底消除这些隐患，唐太宗深知，必须通过有效手段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监督，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巡视制度应运而生，成为皇帝了解地方政情、加强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 其次，唐朝治理国家的需求。唐朝的疆域相比前朝扩展了许多，北至贝加尔湖和叶塞尼湖上游，南至南海诸岛，东北至日本海，西北至黑海。贞观年间，唐朝的州府郡数量比隋朝增加了三倍，达到了五百多个。这一国土的扩展与行政区划的增多，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益疏远，导致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的管理力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唐朝继承了秦朝的巡视制度，继续运用这一手段来加强对地方的监管。 与此同时，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机构设置的不对称，也加剧了这种管理上的困境。中央政权机构的设置非常完备，三省六部体制涵盖了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三省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则负责执行，这种分工制度互相制约，既避免了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也确保了政令的有效执行。而地方上，虽然设有刺史来主管政务，但其他职务设置较为简单，刺史下设的辅助机构也较为粗糙。比如，刺史有别驾、长史、司马等辅助职务，但这些官员大多分管不同事务，实际效能远不如中央体制中的各个专责部门。因此，为了加强中央的集权与提升行政效率，唐太宗在三省六部制运行了一段时间后，逐步让一些非宰相职务的人进入决策核心，如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以此削弱三省长官的权力，扩大皇帝的个人权威。 最后，唐朝统治者对巡视制度的重视。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君主的意志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唐朝的君主深知，地方治理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百姓的福祉，因此，他们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十分重视。唐太宗特别重视刺史与县令的选拔与任用，他认为这两者在治理国家、促进社会安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曾将全国刺史的名单写在屏风上，评定每个刺史的政绩，凡做出贡献者，都会在其名字下加注，作为升迁的依据。他深知自己身处深宫，无法直接感知百姓的疾苦，因此，通过巡视制度，他得以有效了解地方官员的治理情况。唐太宗的这种举措，使巡视制度成为他监督地方、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手段。

在唐太宗之后，唐高宗与武则天也对监察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高宗时期，开始着手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而到了武则天，她更进一步改革了御史台，将其改设为左右肃政台，并将巡察地方的职责交由右台执行，同时制定了《风俗廉察四十八条》，使巡视与监察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巡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唐朝的巡视制度，不仅是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更是在实际政治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创新与完善。通过巡视，中央能够有效掌控地方，了解百姓疾苦，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定与行政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