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一个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王朝——大唐从盛世走向衰败的时代。公元八世纪，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去世，中宗与睿宗的更替，如同不断翻覆的惊涛骇浪。紧接着，李隆基如愿登基，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开元盛世。 当时的百姓，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的街头，个个都为自己身为大唐子民感到无比骄傲。外地的商人、留学生，无不投来钦羡的目光，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在天宝年间戛然而止，马嵬坡上那块三尺白绫，成为了大唐盛世的最后一章。 渔阳鼙鼓震耳欲聋，惊破了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四起，万骑西南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谁曾想过，这场浩劫竟然持续了整整八年，将大唐的辉煌活活腰斩，令中华文明也为之蒙羞。安史之乱的遗毒，深深烙印在唐王朝之后的150年里，无论如何挣扎，始终未能恢复到昔日的盛况，直到最终轰然倒塌。提到大唐，后人往往避而不谈安史之乱后的历史，因为大家喜欢津津乐道于那些美好的岁月，却不愿面对那段令人痛心的过往。 于是，我们选择像忘记噩梦一般，选择忘记中唐与晚唐那漫长的暗淡岁月，忘记其中的屠戮、权谋与死亡。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这150年，大唐并没有彻底沉沦，它像一只伤痕累累的猛兽，在绝望中挣扎着站起，带着悲怆的豪情，负伤前行。叛乱爆发后，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太子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这一时之变，令大唐政治陷入了混乱，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肃宗李亨匆匆登基之际，手中仅有2000多兵马。此时，在河北与叛军激战的名将郭子仪迅速判断形势，果断撤军，带着五万大军急赴灵武，保护新皇的皇位安全。郭子仪深知，只有保住皇室，才可能鼓舞全国军民继续抗敌。 郭子仪的到来，稳住了肃宗岌岌可危的地位，为他提供了与叛军对抗的底气。肃宗明白，平定叛乱，良将是关键，但背后军师的谋划同样至关重要。于是，登基后他迅速派人寻找自己儿时的朋友，也是国家最强大脑之一——李泌，希望他能出山相助。 李泌虽然自称阳翟隐士，淡泊名利，但在国家危难时刻，他毫不犹豫地回应了召唤，为自己的老友、为大唐赴汤蹈火。就在郭子仪到达灵武的同时，李泌也及时赶到，协助肃宗制定对策。 此时的肃宗终于感到了一丝希望，他迫切地请教李泌如何平定叛乱，李泌冷静分析，提出了他的战略大计。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彭原对策的方案，首先建议把叛军的力量分散，让他们疲于奔命。具体来说，就是让李光弼从太原进军，郭子仪从平邑出发，两路夹击，迫使叛军无法脱身。 李泌的战略设想，不仅是眼前的应急方案，更是一个长远布局。他指出，在此后的战役中，应该兵分两路，进攻叛军的老巢——范阳，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让其军心动摇，从而一举击溃叛军。

李泌的这一策，犹如一剂猛药，直击病灶。它并不是治标不治本，而是从根本上铲除了叛乱的源头。肃宗听到这个建议，像刘备听到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顿时茅塞顿开，明确了未来的战略方向。 然而，当局势逐渐有了好转，收复两京的时机逐渐接近时，肃宗却放弃了李泌的长远之计，选择了收复两京，巩固自己的皇权。这个决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难以说它是错误的。毕竟，作为一位在父皇尚在世时就登基的皇帝，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确保自己的位置稳固。而此时李隆基尚未死，若他冒险放弃两京，前去北方削弱叛军，极有可能回来发现自己的皇位已经被篡夺。因此，肃宗选择了更加保守的路线。 然而，正是这个决定，虽然成功巩固了皇权，却给大唐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叛军得以在河北地区不断恢复补给，持续威胁中央，仿佛一只顽强的小强，难以被消灭。 公元757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在一场家庭暗杀中死于家奴李猪儿与心腹大臣严庄之手。然而，这一死并未能让叛乱彻底平息。安禄山的死，反而催生了更多的权力斗争，安庆绪趁机自立为太子，继续掌控燕国。与此同时，史思明在太原与大唐将领李光弼鏖战，长时间无法突破。 史思明得知安禄山的死讯后，迅速接管了燕国的权力，并开始变得愈加傲慢。虽然安庆绪在父亲死后继位，但由于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很快就与史思明发生了矛盾。史思明渐渐看透了形势，他深知朝廷虽然收复了两京，但仍无力彻底消灭他们，因此选择了暂时向朝廷示好，转危为安。

史思明的策略是聪明的。通过投名状和表态归顺，他成功为自己争取了时间，也为自己的部队提供了补给，并在此后得到朝廷的封官加爵。 然而，安庆绪并未善罢甘休，他仍旧不断从河北招募壮丁，试图重振自己的力量。虽然他手中兵力逐渐壮大，但面对史思明的强势，他却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战略博弈，使得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大唐的未来，也在这场无休止的争斗中逐渐走向了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