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姜维时代的北伐战略目的没有达成，那么北伐本身是对还是错，是该被评为力挽狂澜延续国祚还是空耗国力加速灭亡，后世一直争论不休。

可以肯定的是，武侯并没有看错人选，姜维作为武侯北伐的继承者，本人具备十分优秀的军事能力，不管是早期的偏军西入还是后期的兴军大举，都是以弱攻强，在面对曹魏郭淮、邓艾等名将时仍能抓准战机，斩杀讨蜀护军徐质、拔民还蜀，大破雍州刺史王经、歼敌数万，并将沓中在内的部分陇右领土纳入蜀汉势力范围，已实属不易。即使到了魏灭蜀之战前，陇右境内的部分羌人还选择与汉军合作，共同在沓中屯田。不过，小国不顾一切和大国拼消耗，确实得不偿失。曹魏边境的军事重镇中合肥、襄阳两处防吴，防蜀仅祁山一处，魏、吴间战事的频率也超过蜀汉。由于姜维屡次出师损耗国力，并最终致使曹魏防守重心逐渐西移，更改了攻灭次序，确实需要承担部分亡国责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将守关，万夫莫开”，这是世人对蜀地天险的共识。由此便生出一种论调：若姜维不曾频繁北伐，转而效仿费祎扼守天险、闭关保国，蜀汉即便难传百世基业，也绝不会先于孙吴覆灭。此说虽有几分道理，却需立足两大前提方能成立，而这两大前提，亦为蜀汉是否应坚持北伐提供了核心参照。

其一，《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松之注引《孙资别传》载有一事：建兴五年，诸葛武侯上《出师表》后进驻汉中，魏明帝曹睿当即生出先发制人、兴兵伐蜀之念，遂召集群臣商议。散骑常侍孙资力排众议，以魏武帝曹操当年入汉中讨伐张鲁、营救夏侯渊残部二事为据，细算“伐蜀”之成本：若进军汉中，途中山路险阻，前线作战之精兵、后方转运之民夫，再加之分兵防备东吴的兵力，总计需十五六万人。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必致天下骚动，耗费巨大而得不偿失。故而孙资建议，不如分派大将据守各处险要，待数年之后“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曹睿深以为然，遂打消了伐蜀的念头。

孙资的考量直指核心：论闭关养民、休养生息，偏安西南一隅的蜀汉，绝无可能与国力远超自身数倍的曹魏抗衡。魏晋交替之际，名将羊祜在《请伐吴疏》中亦点明，凭险阻以保国的先决条件，是与敌国实力无过大悬殊；否则“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换言之，在魏蜀实力差距悬殊的格局下，费祎那种不思进取、仅靠天险自守的策略，实则毫无长远意义。

延熙二十年，姜维第五次大举北伐，彼时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于淮南起兵叛乱。据史载，诸葛诞“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而司马昭则“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叛乱方与平叛方的兵力相加，已超四十万之众。反观蜀汉，亡国之时仅有“甲士十万二千人”，兵力尚不及诸葛诞麾下。双方单纯兵力差距已然如此悬殊，更何况土地、经济、人口及民心向背等综合国力的较量。可以说，姜维北伐实乃“生不逢时”：彼时曹魏一统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孙资所言“中国日盛，二虏必自罢弊”已然成为现实。蜀汉正深陷廖化所言“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尴尬境地，即便姜维不曾频繁北伐，被曹魏吞并亦属必然，绝非人力所能挽回。

其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亦有一则相关典故：战国名将吴起陪同魏武侯游览黄河，武侯面对奔腾壮阔的黄河天险，得意而言“山河之固，此魏之国宝也”。吴起当即援引夏桀、商纣亡国之例，直言“国宝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点出保国的根本在于德政而非天险。这一观点，诸葛武侯在《出师表》中亦有明确阐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观后主刘禅后期所为，恰与刘备所痛恨的桓、灵二帝如出一辙。蜀汉延熙九年，《出师表》中提及的“贞良死节之臣”——尚书令董允病逝，刘禅随即重用陈祗典掌内侍之事。陈祗上逢迎君主，下勾结宦官佞臣，宦官黄皓也借此机会开始干预朝政，终至“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朝堂之上再无一人能匡正过失、挽回风气。黄皓专权之甚，史有明证：刘备次子、甘陵王刘永憎恶黄皓，黄皓便屡向刘禅进谗，致使刘永被疏远，十余年间不得面见君主。更严重的是，黄皓竟图谋夺取姜维的兵权，此事虽未得逞，却迫使姜维不敢返回成都。《华阳国志》亦载，姜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实为避祸之举。

国之柱石为避宵小之辈而远走沓中屯田，蜀汉的亡国之日已然不远。孙吴使臣薛珝出使蜀汉后，曾以尖锐之语还原了当时的乱象：后主亲佞远贤，政治昏暗不堪，百姓面有菜色。这些无一不是亡国的前兆——东汉尚且因亲佞远贤而走向覆灭，何况是偏安蜀地的弱小政权？

综上而言，面对曹魏在国力、军力上的绝对优势，加之蜀汉内部奸臣当道、政治腐朽的困局，姜维频繁北伐与蜀汉亡国之间，至多不过是荆轲刺秦与燕国覆灭的关系：荆轲刺秦，燕国灭亡；即便不刺秦，燕国亦难逃覆亡之运，差别仅在于早晚数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