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洼小学：三代薪火映乡野 三十载春秋铸师魂

在皖东明光市下洼村的乡土记忆里，一所乡村小学的兴衰，串联起三代人的教育坚守，也镌刻着烽火岁月与时代浪潮中，乡村教育的艰难求索。从1939年的三间私塾起步，到1970年并入他校，下洼小学的三十年光阴，是一部扎根乡野的启蒙史，更是一段桑氏家族与教育事业交织的温情岁月。

一、 烽火弦歌：汤策安播撒教育火种（1939-1951）

1938年初，皖东大地烽火连天，日伪政权在旧县一带肆虐横行。伪区长吕介甫的屠刀，指向了正在当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汤策安（1904-1998）。危急关头，汤策安连夜出逃，投奔桑大郢的亲戚桑国权，先后在桑和梅家与瓦庄短暂栖身、以教书为生。奈何时局动荡，又无靠山倚仗，他始终难以在一地长久立足。

命运的转机，缘起于我的曾祖父桑盛海。彼时，曾祖父听闻汤策安的才学与人品，又恰逢家中两个孙辈——父亲桑和敏与大伯桑和会（均生于1939年）诞生，便力邀汤策安前往下洼，担任家族私塾先生。面对曾祖父的盛情，汤策安慨然应允，却又提出一个恳切的请求：“一个也是教，两个也是教，人多也是教。” 正是这句朴实的话，让原本的家族私塾，蜕变为惠及乡邻的启蒙学堂。1939年底，下洼小学正式创立，校门向周边村庄的孩童敞开。

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乡亲纷纷送子入学。有的学生从旧县镇远道而来，更多的是下洼、包咀、豆庄、王厂、瓦庄、牛郢等地的农家子弟，甚至连牛洼的舅爹也慕名前来。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一二十人，渐渐增至鼎盛时期的六十余人，其中不乏已经成家的青壮年。在那个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方圆数十里内仅有青竹郢小学一所学校，下洼小学的出现，无疑为渴望知识的乡村孩童点亮了一盏明灯。

为了支持学校办学，曾祖父特意腾出家中三间房屋作为教室。随着学生增多，祖父后来又为教室单独开设了一道门，方便师生出入。学校的学费以粮食结算，每学期四斗谷物，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还有相应的变通之法。彼时学校只开设1-4年级，学生读完四年级后，需转至青竹郢小学继续攻读5-6年级。

汤策安的教学，自有一番风骨。他不循守旧课本，而是亲自从古今典籍中遴选精华，鲁迅的犀利杂文、巴金的温情散文、郭沫若的豪迈诗篇，以及《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都被纳入课堂。学生所用的八本教材，皆需自行购置，用完一册再换新册。为了保障学校有序运转，汤策安还设立了学生委员会，由包咀老民政与下洼老队长负责，专门处理学费催缴、学生困难帮扶等事宜。父亲在校读书时，祖父对他寄予厚望，从不让他分担家务，只叮嘱他一心向学；交学费时，别人都是按季缴纳，祖父却总是在春季就缴清全年费用，只为让孩子安心读书。

四十年代初，父亲桑和敏、大伯桑和会、桑和金、唐道新等一批孩子，成为下洼小学的中坚学子。在学校里，父亲与大伯、唐道新同读三年级，桑和金则在二年级。后来转至青竹郢小学后，父亲与大伯因首次升学考试失利，无奈留级一年，恰好与桑和金同班。留级的一年里，父亲更加发奋，最终考取了公办脱产的潘村农中；只可惜后来报考大学与军校时，因富农成分问题，遗憾没被录取。大伯与桑和金未能考取潘村农中，转而进入旧县农中就读，桑和旭也在该校求学。与潘村农中不同，旧县农中与津里农中并非正规学校，上课时间寥寥，学生甚至没有课本，只有老师手中有两册教材，日常多以劳动为主。

汤策安在下洼的十二年，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十二年，更是他以身许国的十二年。他的几个子女，都出生或成长于下洼，解放后才陆续离开，奔赴全省各地参加工作。身处乱世，他却从未忘却家国大义。1940年元旦，初到下洼的他，望着满目疮痍的山河，挥笔写下“国乱家倾莫断肠，脱开地狱到天堂。我今睁起朦胧眼，奔向东方红太阳”的诗句；中秋之夜，月色皎洁，他又吟出“去岁今宵月色妍，今宵明月更婵娟。嫦娥那管兴亡事，每到今宵一样圆”的怅惘。看到牧童悠然放牛、不知国难的模样，他更是忧心忡忡，感慨“牧童信口唱悠悠，半入湖风半入愁。竖子哪知国耻恨，寇来不抗祸临头”。

在教书育人之余，汤策安还以教馆为掩护，秘密为新四军五大队、嘉山县民主抗日政府收集情报、传递消息。他与曾祖父桑盛海并肩作战，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营救和护送革命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为抗日事业默默贡献着力量。

汤策安的才华，不止于教书育人。教学闲暇时，他潜心研读中医典籍，凭借极高的悟性，很快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中医，时常为乡亲们把脉问诊。苏巷区委书记赵从华身患重症肝病，经他妙手诊治，得以痊愈；我的母亲在七十年代患上肝炎，也是他开了几副中药，便药到病除。我至今仍记得，八十年代我上初中时，整整半年食欲不振，父亲带我找到已从嘉山县中医院退休的汤老。他为我号脉后，诊断为慢性胃炎，随即开了几副中药。我仅服下一剂，便胃口大开，巩固数日后，多年的老毛病彻底根除，其医术之高明，令人叹服。

十二载春秋流转，汤策安在下洼的教育事业如鱼得水。初来时，他孑然一身，唯有一担书箧相伴；1951年离开下洼时，他的家当已装满两大船，沿着水路，浩浩荡荡返回旧县。这满载的家当，是他十二年教书育人的见证，更是乡邻们对他深深的敬重。

二、 薪火相传：桑兴家执掌教鞭（1951-1957）

解放后，汤策安离开下洼，他的儿子汤显章曾短暂接过教鞭，旋即调往外地工作。此后，下洼小学的重任，落在了我的祖父桑兴家肩上。

祖父的人生，曾有过一段波折。刚解放时，他本打算逃往台湾，幸而胡坦与汤策安及时带信劝阻，为他分析利害，并担保他与曾祖父的人身安全。祖父思量再三，最终选择回到家乡，直面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回乡之初，祖父担任联队财粮会计，彼时阶级斗争的浪潮尚未席卷而来，日子也算安稳。

然而好景不长，羽翼渐丰的唐明礼，以祖父的富农成分为由，将他的财粮会计职位取而代之。或许是念及曾受桑家资助读书的情分，唐明礼与王祥一同出面，举荐祖父担任下洼小学的民办教师。就这样，祖父收起了年轻时风流倜傥的公子哥锋芒，也藏起了过往担任保代表的复杂经历，一心一意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从1951年到1957年，祖父执掌下洼小学教鞭六年。据唐明阳回忆，他生于1946年，1954年至1957年间，正是跟随祖父读书。祖父的教学，严谨细致且极具特色，从二年级起，便要求学生练习毛笔字。他每周都会布置一篇作文，学生需在星期六下午准时上交，他则利用星期日的时间仔细批改，星期一再将作文发还给学生，逐一讲解点评。

在那个钢笔尚未普及的年代，学生们写作文多用圆珠笔、沾水笔或铅笔，唯有下洼小学的学生，坚持用毛笔书写。也正因如此，从下洼小学毕业的学生，毛笔字功底个个扎实，在周边村庄小有名气。不仅如此，祖父的教学水平也广受赞誉，从下洼小学输送到青竹郢小学的学生，综合素质远超同级，以至于桑和金、唐明礼等人都说，到了青竹郢小学反而学不到多少东西，整日被各种运动占据了时间。彼时青竹郢小学的校长罗（卢）全修，据传由王祥任命，任职时间不长便因运动被罢免，其父亲正是曾任保长的罗（卢）午生。

祖父任教时的下洼小学，校园环境充满野趣。家前屋后树木繁茂，教室后方的三四排狗橘子树郁郁葱葱，树下杂草丛生，粗壮的杂树遮天蔽日。树丛间，时常能寻到鸡蛋的踪迹。每当下课铃响，学生们便蜂拥至树下乘凉嬉戏，有的还会用泥块砸下“烟猴子”解馋，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上空。稻场边上，老乡们吧嗒着旱烟袋，眯缝起眼睛，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声中，凝神细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朗朗书声。

三、 余晖落幕：桑和敏延续最后的辉煌（1962-1970）

1958年开始，政治运动的浪潮席卷乡村，祖父因富农与四类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剥夺了民办教师的资格。随着祖父的离开，下洼小学失去了主心骨，无奈停办。紧接着，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席卷而来，百姓连温饱都成了奢望，读书求学更是无从谈起，下洼小学的校舍，也在风雨中沉寂了数年。

直至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时任公社书记的王祥，念及下洼小学的过往荣光，决心将学校重新兴办起来。此时，我的父亲桑和敏刚从潘村农中毕业，虽成绩优异，却因成分问题与大学、军校失之交臂，正赋闲在家。王祥看中了父亲的才学与踏实肯干的品性，力排众议举荐他担任下洼小学的民办教师，让沉寂的校园再度响起朗朗书声。

学校复办之初，条件极为简陋，先是借用包立生家的队属仓库作为教室。1964年，母亲嫁入桑家后，学校才迁至我家南头的两间厢房，家中的炮楼则被改造成父亲批改作业的办公室。母亲刚来时，父母亲暂住在大伯家腾出的一间屋子里；后来大伯家需要用房，父母亲便在教室旁加盖了一间厢房自住，平日里就在炮楼里生火做饭。

父亲任教时，与祖父一脉相承，同样认真负责。他写得一手好字，下洼及周边村庄的标语、宣传口号、各类文书，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每到春节，乡亲们便会带着红纸，排着队来家里请父亲写春联，墨香与年味交织，成为那个年代独有的风景。彼时的下洼小学，依旧只开设1-4年级，课程设置却颇为丰富，涵盖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珠算、自然等科目。按照当时的规定，民办小学教师每周六都要前往青竹郢参加教研会议，性格内向的父亲，总是约着桑和金一同前往，会后两人还会结伴打球，消解路途的疲惫。

在六十年代的乡村教育版图中，民办学校星罗棋布，除了下洼小学，还有十里墩小学、岳郢场边小学（由牛宗为任教）等。父亲从1962年到1968年，在下洼小学任教近六年，这段时光，也成了下洼小学最后的辉煌。据叔爷桑和军回忆，他幼年时正是跟随父亲读书，可惜只上了一年，便因时局变化被迫中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公社书记王祥受到冲击，失去了庇护下洼小学的力量。与此同时，唐明礼与刘邵山等人从中作梗，以父亲是富农子女为由，罢免了他的民办教师职务。父亲的离去，成为下洼小学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此后，下洼小学的命运急转直下，学生开始陆续流失。牛宗为曾短暂接手任教，奈何生源稀少，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不久便黯然离去。随后黄其如前来任教，学校也迁至王厂，可依旧未能扭转颓势，短短时间便难以为继。到了1970年，下洼小学迁至姜郢，正式并入由藕塘、光明、五户三个村联合创办的光明小学，由牛宗伯担任校长。

至此，这所创办于烽火岁月、历经三代人耕耘的乡村小学，走完了三十载的风雨历程，最终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它曾是乡野孩童的启蒙灯塔，也曾是三代教育人坚守的精神家园，其兴衰起落，不仅是一所乡村小学的发展史，更是中国乡村教育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前行的缩影。

桑春庆（2026年1月10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