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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凿春秋，一凿一斧筑家园

——从麦坪遗址石器看大渡河畔雅安的“安居”智慧

彭 洋 黄 伟

石凿（黄伟 摄）

雅安市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看似粗砺的石质工具静卧于聚光灯下，通体磨制光滑，单面刃口虽历经数千年仍显锋利。

一把长约12厘米的石凿，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迹，见证了无数次与木材的亲密接触。作为麦坪遗址出土的182座房址和上万件文物中的一员，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却是先民建造家园、创造文明的核心工具。

这并非普通的石头，而是来自汉源县麦坪遗址的石凿，4000多年前大渡河畔先民亲手制作并赖以生存的“文明刻刀”。

雅安市博物馆原馆长李炳中曾感慨道：“石凿，出自安身立命的建造者之手，也是建造家园的利器！”如今，这把石凿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工具，而成为解读大渡河文明的关键实物密码。

历史记忆：考古发现的惊喜与墓葬中的无声见证

麦坪遗址的发现过程充满偶然与必然。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发掘汉源县富林镇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时，顺便调查了今汉源县大树镇麦坪村，当时就发现这儿也有大量考古遗存堆积。

1988年初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的考古学家来到麦坪村周围的狮子山、麻家山等地调查，发现了人类活动遗址，并在狮子山遗址发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面貌。

对麦坪遗址真正的抢救性发掘始于本世纪初。200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考古队，对汉源县大树镇麦坪村遗址展开抢救性发掘。

一场计划中的抢救性发掘，却意外叩开了一座被时间封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大门。麦坪遗址，这个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古老家园，在沉睡4000多年后重见天日。

发掘成果远超想象：182座布局清晰的房址、160余座墓葬、数百个灰坑窖穴，以及上万件陶、石、骨器，共同描绘出一个活跃于大渡河畔的古代社会图景。

在众多遗物中，石凿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特别注意。它们不仅出现在生活区和手工业作坊中，更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出现在石棺墓葬里。

在编号M46的石棺墓中，一把磨制精良的石凿被小心地放置在逝者身侧，旁边还伴有陶罐和石纺轮。这种“事死如事生”的葬俗，无声而有力地诉说着石凿在麦坪先民心中的分量。

它不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身份与技能的象征，是值得带入另一个世界的珍贵财富。墓葬中的石凿，刃口大多保存完好，甚至看不到明显的使用磨损，这表明它们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珍视的“专属工具”或“礼器”，而非普通的消耗品。

昔日重现：从建造家园到雕琢生活的“万能工具”

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新石器时期房屋基址182座，其数量在全国亦属罕见。

麦坪先民的住房形态多样：有的以木头和杂草结成栅栏为墙，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有的以木头为墙骨，外糊泥浆，构成木骨泥墙；还有的以泥土垒筑而成。更重要的是，聚落内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划分明确，体现出清晰的规划意识。

建造这些房屋离不开石凿的精细作业。麦坪先民使用石凿砍伐树木，将木材加工成梁柱、板材，再构筑成遮风避雨的住所。麦坪遗址的房屋呈现出“单元组合”的特点，类似于今天的“套二”“套三”户型。

这些房屋门的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处在同一直线上，有明显的组群关系，这可能是最早的街道雏形。

麦坪遗址中那182座结构独特、布局规整的房址，是石凿功能最好的“说明书”。建造这样的房屋，离不开石凿的精细作业。从砍伐、修整木材，到在木料上开凿榫卯（或绑缚凹槽），石凿是当时不可或缺的工具。

建造这些房屋是一项浩大工程。先民们需要先用石斧砍伐大渡河畔丰茂的林木，再用石凿这类精细工具进行深度加工：凿出榫卯，修整梁柱，将粗犷的木材变成构建家园的标准化材料。一件长约12厘米的石凿，其刃部留下的使用磨损痕迹，仿佛还回响着与木材千万次碰撞的叮咚之声，那是文明扎根于土地的序曲。

除了建造家园，石凿还深入麦坪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古人员在一处房址的倒塌堆积中，发现了几段带有明显凿刻痕迹的木炭残骸，痕迹宽度与出土的石凿刃部吻合，为石凿的用途提供了直接证据。

在手工业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骨簪、骨针和骨饰品的半成品，上面精细的雕刻与穿孔痕迹，很可能由石凿或同类尖刃工具完成。

遗址中出土的部分陶器，内壁留有规整的旋痕，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在陶坯未干时，用石凿类工具进行修整、刮削留下的。一件件石凿，可能参与了从建造遮风避雨之所，到制作衣食住行所需物品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麦坪遗址的石凿在形制和工艺上已呈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倾向。大体可分为宽体厚刃的“重型凿”和细长薄刃的“轻型凿”，前者可能用于粗加工，后者则适用于精细作业。这种分化，暗示着使用者对工具性能有了明确需求，也反映了制作技术本身的进步与成熟。

石凿的功能不仅限于此。在墓葬中，它也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它在先民生产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也隐约揭示了当时社会可能已出现的初步分工——擅长木工建造的匠人，开始拥有不同于他人的身份标识。

当代意义：早期文明的重要物证与社会演进的密码

如今，静静陈列的石凿，其价值已超越一般文物。它是解读雅安在中华文明宏大格局中独特地位的关键符号。

石凿的制作工艺，从选材（多取大渡河砾石中的坚硬燧石）、打制成坯到最后的精细磨光，形成了一套本地化技术体系。这套体系既有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借鉴，更有基于本地资源的创新适应，是文化交融与本地化发展的生动体现。

其次，以石凿为代表的一套完整石器工具组合（包括石斧、石锛、石刀、石纺轮等），揭示了麦坪社会复杂化的清晰轨迹。不同功能的工具集中在不同区域被发现，如专门的石器加工区、陶器制作区和墓葬区。这不仅证明了社会分工的存在，更暗示了可能出现的专业化生产者。石凿的拥有者，或许就是社群中掌握建造或高级手工技能的“技术人才”，他们的地位通过墓葬礼仪得到了强化。

麦坪先民借助石凿等工具，形成了长期定居的聚落。这把石凿，也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证。

它修正了我们对于西南地区文明进程的认识，证明在4000多年前，大渡河畔的先民们已经用智慧和勤劳，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篇章。

今日的麦坪社区瓜果飘香，400余户人家共同守护和耕作着这方宝地。千亩葡萄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形成大渡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来源：《雅安日报》2025年12月21日第2版

作者：彭 洋 雅安日报记者 黄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