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提到湖南芷江会战的胜利，认为这是对抗日战争转折的一个信号。这个观点迅速被国内的大公报转载，成为了国内的热议话题。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大会议的代表们看到这条评论后，纷纷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大会汇报湘西会战的胜利进展。 这一要求看似合情合理，毕竟中国抗战已持续八年，经历了无数的牺牲与磨难，在这场湘西会战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谁能不为此感到振奋？谁又能不关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呢？

当然，过去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曾取得过一些战斗的胜利，如徐州会战中的临沂大捷、台儿庄大捷和长沙会战等，但最终，这些胜利总是无法改变战局，胜利的城市未能坚持住，日军总能逆袭成功。 然而，湘西会战则不同。这场战役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战斗的结果持续保持，日军再也无法收复失地。这是中国军队和人民值得扬眉吐气的一刻。

蒋介石听到这个汇报后，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是国民党一大亮点，能够用湘西会战的胜利为国民党代表大会增添一些喜庆的气氛，这不仅能够鼓舞大会代表的士气，也能够在全国人民中树立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形象。 不过，蒋介石对湘西会战的了解更为深刻，知道目前战斗仍未完全结束，湘西会战刚刚从防御阶段转入反攻阶段。虽然局部已经展开歼灭战和总攻击，但真正的胜利还未到来。这一阶段的胜利，并非最终的决战。

然而，在媒体的不断推动下，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意识到，若不承认湘西会战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中央所领导的媒体平台，譬如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日报等，岂不是要被揭穿为虚假的宣传？这不仅是在欺骗国人，也是在误导同盟国的舆论。 蒋介石深知，军事为政治服务，战争必须服从政治，他心中明白，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完全掌控着这一切。在这个战区内，他的命令就是一切，战争的进程可以随时调整，甚至在进行中的战役上，他也能决定何时结束，何时停战。

思虑至此，蒋介石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命令他在三天内结束湘西会战，并赶紧到重庆向六大代表汇报战役的胜利情况。 何应钦有些为难，向蒋介石表示，湘西会战刚刚转入反攻阶段，大规模的决战还未展开。

蒋介石愤怒地批评了他不懂政治，显然现在全世界都在称赞中国军队在湘西的胜利，难道你能否认这一事实吗？他提醒何应钦，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也不例外。 不再多言，蒋介石挂断了电话，这件事交给下属去处理，自己不再过多插手。

何应钦虽然心有顾虑，但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最终，他决定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决定。尽管内心有些不满，他仍然明白，如果这件事办得好，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绩；而如果暴露真相，那些背黑锅的责任就要落到他身上。 尽管如此，何应钦依然没有反对蒋介石的指令。他知道，自己不需要考虑军队或地方民众的感受，最终决定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尽快结束湘西会战。

在这种政治化的战争中，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权力和利益所左右。中国军队已经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然而，蒋介石及其集团并没有展现出如苏联那般激烈的情感和决心，面对日军的暴行，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政治权谋，而非继续将战斗推向全面胜利。 日军的暴行不仅体现在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更在于他们对无辜百姓的残暴侵害。仅在淑浦县一个乡公所的统计中，就有436名妇女遭到强奸，其中32人因遭到虐待致死。在红岩村，108名妇女被日军强奸。种种恶行，不胜枚举。

然而，蒋介石却在这种历史关键时刻作出草率的决定，显然与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这种决策也深深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感和质疑。 何应钦不久便开始贯彻蒋介石的决定。他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快速结束战斗：一种是动用湘西及周边的所有军队，并协同中美空军发起猛烈进攻，迅速消灭日军；另一种则是放开一道口子，用大兵团的驱赶方式将日军逼至邵阳以东。 何应钦考虑到蒋介石的想法，认为后者更加符合蒋的意愿，因为这样不仅能够尽快结束战斗，还能节省兵力和资源。蒋介石疼惜自己的嫡系部队，不愿轻易牺牲他们，而抗战胜利后，这些部队仍需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局势。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何应钦决定向蒋介石汇报第二个方案。蒋介石听后大笑，淡淡地说：这是你总司令的事，我只要结果。 最终，湘西会战就这样匆匆结束，原本可以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局面，竟然草草收场，这一切都源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战斗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