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本质上仅仅是皇帝的助手和秘书，但张居正的存在却打破了这一传统的格局。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不仅仅是执行皇帝指令，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皇帝的权力，开始指挥六部，干预政府的方方面面。因此，张居正的悲剧几乎是注定的。 追溯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宰相胡维庸谋反的事件后，朱元璋直接废除了中书省，从此，宰相这一职务从历史的舞台上彻底消失。随着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废除，明朝的政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皇帝开始亲自管理六部事务，实际上是将宰相和皇帝的职能合二为一。 这种设计虽然看似完美，但其中也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皇帝必须拥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应对繁杂的事务。如果皇帝无法承担这一重任，那么权力的分裂便成为了必然。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精力充沛、心力强大，且拥有清晰的治国理念，因此他能够应对庞杂的事务，并没有问题。成祖朱棣凭借着军事和地方治理的经验，同样也没有感到力不从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皇帝开始失去了这些优势。后代皇帝大多数生于深宫，成长环境远离民间，精力和能力与朱元璋、朱棣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背景下，内阁的权力逐渐得到了增强。明朝的奏章通常先由内阁阅读，内阁根据经验和理解撰写票拟，然后交给皇帝决定。皇帝觉得可行，就在票拟上用红笔写下批示，最终做出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内阁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秘书，而是逐渐变成了影响皇帝决策的重要力量。内阁不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信息和决策的中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皇帝的决策。

不过，皇帝为了防止内阁过于膨胀，也在宫廷和内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那就是太监。最初，皇帝依旧能够亲自批红，但随着精力的下降，许多批示权力被下放给了太监，尤其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这样一来，太监便掌握了宫廷信息的核心，成为皇帝的影子助手，甚至代替皇帝处理政务。毕竟，皇帝在朝堂上往往需要应对诸多事务，太监是他最信任的人，而他们也逐渐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种局面加剧了内阁和太监之间的权力斗争，特别是在刘瑾、魏忠贤等太监的控制下，太监逐渐成为了实际上的权臣，甚至有了站皇帝之称。他们通过控制票拟权力，左右了朝廷决策。为了能有所作为，大臣们不得不拉拢太监，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甘愿剃去胡须，以示对太监的尊重。张居正能够成为内阁首辅并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他巧妙地与太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然而，张居正的权力并非来自宰相制度的合法性，而是来自他掌握的皇帝信任和信息资源的垄断。虽然内阁成员只是五品官，名义上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和秘书，但他们通过控制信息，逐渐越过了传统的制度设计，干预六部的日常运作。因此，张居正作为一名权臣，最终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张居正的悲剧背后，其实是一个制度的必然产物。他的行为不仅遭到朝廷大臣的反感，尤其是在他被皇帝强行留下不让回家时，争议更是四起。因为朝臣们完全可以以明朝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与张居正进行抗衡，而这一点也注定了张居正的职业生涯无法平稳度过。他自己也承认：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作为代理皇帝指挥六部的张居正，注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历史上的权臣往往有两种结局，要么像王莽、杨坚那样通过改朝换代一步步向前走，要么像霍光那样被皇帝一纸命令除掉。而明朝的制度设计早已决定了张居正无法走上改朝换代的道路，他的结局只能是悲剧。 万历皇帝后来之所以要清算张家，除了给朝臣们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借否定张居正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权威。这一点与历史上汉武帝杀主父偃，嬴政赐死吕不韦，汉宣帝清除霍光集团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强化皇权，保持政权的稳定。 霍光集团的做法与张居正类似，霍光通过以内朝官员的身份架空了外朝的宰相，而张居正则通过内阁大学士的职务代替了皇帝处理六部事务。这种绕过传统制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最终遭到了朝臣和皇帝的联合反对。皇帝需要自己的权力，而大臣们则不愿意被架空，霍光和张居正最终都未能逃脱悲剧的结局。 事实上，张居正的悲剧是明朝特殊制度设计的牺牲品。尽管明朝取消了宰相制度，皇帝依然未能实现一言堂的局面。六部等官员仍有廷推的权力，重大决策需要经过廷议，皇帝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依然要和各部门协商。尽管宰相权力被分散，但皇权依然受到一定的制约。

然而，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导致了太监乱政、内阁专权等一系列问题。历史上的每一项制度变革，都有其利弊，而这些变革也往往只适用于特定的时代和背景。朱元璋未曾预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也未曾想到，自己废除宰相制度的举措，最终会为明朝带来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