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由于频繁的对外战争（如对匈奴的战争）和庞大的内政开支，大汉财政一直面临着严重危机。

文献显示，当时汉武帝不仅将文景两朝的积累花了个精光，甚至当朝的5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战争了。

那时，对匈奴用一次兵花费有多大？

1、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塞之役

仅战后赏功黄金就20余万斤，合20余亿钱，相当于中央官吏年俸的60～70倍。

加上十余万匹马、步兵转漕等费用，史家估算此役“直接+间接”共约40—50亿钱。

2、元授二年（前121）霍去病河西、受降之役

官方总结“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巨万=亿）”，即100亿钱左右，已等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3、元狩四年（前119）漠北决战

赏赐黄金50万斤，合50亿钱；战马死者十余万匹，按每匹值2万钱计，又折20余亿。

再加上“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整体花费约80—100亿钱。

按西汉平常年份国库总收入约80—100亿钱；一次中等规模出击即需20—30亿，大型决战则“一战一年国税”。

若把武帝朝19次对匈作战合计，学界推算总耗费“一千亿钱以上”，相当于当时20年全国总收入。

当时为了缓解那一问题，桑弘羊提出并实施了盐铁专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通过国家垄断重要资源来增加财政收入。

那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引发了儒生和民间的不满。

汉武帝去世后，其继任者汉昭帝即位，大权在握的霍光组织召开盐铁会议，讨论是否应该废除盐铁专卖等政策。

在会议上，儒生们猛烈批评盐铁专营政策，认为那会导致民生困苦。

面对那些批评，桑弘羊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当时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口锐减。

3、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帝国专营制度，钱从哪里来？

汉武帝时期，农业税仅占国库收入的30%，而对匈奴战争等开支却消耗了70%的财政。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口，单次赈灾需调用全国年粮食产量的5%。

桑弘羊建立的“常平仓”制度，以垄断利润储备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确保灾害时期能快速调配资源。

据《盐铁论》记载，此举使汉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效率提升3倍以上。

3、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没有对地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当时吴楚七国之乱中，诸侯凭借冶铁业积累的财富武装数十万军队对抗朝廷。

桑弘羊通过盐铁专营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35%提升至70%，削弱地方豪强经济基础。

如，诸侯国冶铁收入被收归中央后，其军费开支锐减80%。

桑弘羊说完后，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那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

那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变得顺理成章，也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怪圈，“桑弘羊”们战胜了“儒生”，王朝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却每逢饥荒或战争就捉襟见肘，最终多走向亡国。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为扭转大宋“积贫积弱”局面，采取桑弘羊式国家干预政策。

如青苗法，国家在青黄不接时贷款给百姓，丰收后归还本息，国家成高利贷者，官员借机腐B，强制农民借贷，国库充盈百姓却更悲惨。

那一政策直接引发了司马光激烈反对，认为官家垄断挣钱行业，民间无法盈利，国库充盈只能取自百姓。

此后，那一争论持续了几十年，到最后也没有个准确的结果。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却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

而结果呢？仅少数官督商办企业盈利，随后民间资本被逐出，企业陷入亏损停滞。

民国时代，1920年代国M党北伐后确立了大一统集权体制，民族口号兴起。

在宋子文等人干预下，国民政F成立资源委员会，经济模式走向苏联计划体制，为国M党败亡埋下伏笔。

其实不止在中国，关于“桑弘羊之问”在西方世界也是一直处于争论与矛盾之中。

透过现象看本质，“桑弘羊之问”的本质不过是“国家垄断经营”与“民间自由生长”之争的辩论。

20世纪初主流经济学家多以“社会主义者”自居。

1930年代，为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诞生，凯恩斯认为适当国家干预可弥补市场缺陷，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能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国家干预是饮鸩止渴，会带来更多混乱，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践踏，会滋生浪费和腐B。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并与凯恩斯论战，凯恩斯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

于是，掌权者推动世界开启“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等开启大政F扩张之路，民选政F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名义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弗里德曼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他证明了自由市场才能保持社会运转，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

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年苏联覆灭印证其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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