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从明朝一建立起，便始终执着于一件事：加强皇权与权力制衡。他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削弱一切可能威胁到皇帝统治的力量。

为了打破相权的势力，朱元璋果断拆开了御史台，并单独建立了左都督府，专责监督所有官员，这一机关不再受尚书台管辖，直接对皇帝负责。刘伯温便是这个新的权力结构中的代表人物。然而，朱元璋显然认为这些手段还远远不够，他认为文官之间的勾结过于严重，随即成立了锦衣卫，专门负责监视与检察所有官员的一举一动。

然而，这些手段依然未能让他放心。最终，朱元璋决定完全取消丞相制度，所有的决策、事务不再有旁人干涉，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虽然朱元璋精力充沛，但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架构不仅让太子陷入沉重的工作压力，也使得后代皇帝的治国之道变得困难重重，留下了许多难以填补的政治遗憾。

而老朱的后代们，虽然继承了他的一些做法，却并未传承他勤政务实的优点，反而完美地继承了他猜疑多疑的性格，在不断的权力制衡中越陷越深。

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继位后，直至朱棣篡位，局面愈发复杂。朱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了与父亲不同的风格。朱棣热衷于蒙古的骑马生活，家中政事逐渐成为他忽视的盲点，但也不得不在权力结构中做出调整。因此，他成立了内阁，这一做法被认为是他继承父亲政治遗产的一种方式。然而，内阁的真正权力远不如朱元璋一手打下的基础强大，首批内阁成员的特点也很明显：任务繁重，却无决策权。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提出建议的出气筒，而决策的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太监和皇帝手中。

到了宣德帝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逐步壮大，并逐渐获得了票拟权，即决定政策方向的权利。然而，为了避免内阁过于强势，宣德帝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他开始教太监读书识字，并赋予他们批红的权利，意即给出政策意见的最终审核权。明朝的政治体制也因此变得极为复杂：大事需要内阁讨论并拟定方案，接着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审核，最后由皇帝拍板决定。整个过程显示出，内阁的角色几乎变成了一个中间环节，无论做什么都要经过一层层审核与把关。

然而，内阁即便具备了一定的决策权，实际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太监和皇帝手中，内阁始终无法像丞相那样拥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的微妙之处在于，太监可以通过批红来直接影响决策，甚至有权将所有的方案退回内阁重拟。皇帝甚至可以随时跳出这一程序，决定不按常规办事，打破一切规则。

进入明朝中后期，内阁逐渐意识到皇权的威胁，开始通过一些措施来增强自己的权力。首先，内阁成员往往还兼任各部尚书，确保政策执行时不受阻力。其次，最后的票拟权归内阁首辅所有，这意味着无论意见如何，必须先经过内阁首辅的整理和审核。这一变化，使得内阁在形式上代替了丞相的角色，但实质上，它仍然缺乏直接的决策权，尤其是在太监的权力之下。

此时的皇帝，显然并非昏庸无能。他们深知，内阁虽然能够执行部分政策，但其决定权始终受到太监的掌控。为了防止内阁的权力进一步膨胀，皇帝不仅继续保持对批红权的控制，还要求锦衣卫的指挥使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担任，彻底把锦衣卫纳入皇帝的手中。这样，皇帝即便不亲自干预朝政，只要一有需要，他随时可以通过太监、锦衣卫等机构，打破现有的权力格局，重新掌控局面。

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体制，为明朝的运行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也极其脆弱。只要皇帝、太监或者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方有了动摇，整个体系便会陷入危机。 张居正变法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他的改革，不仅是要处理内阁、六部和太监的关系，还要面对言官的制约、太监的阻力以及皇帝的不确定因素。张居正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同时解决了这四个关键难题：通过考成法牢牢控制言官，建立起对内阁和六部的全面掌控；与冯保等有理想的太监合作，确保太监方面的支持；通过培养与万历帝的良好关系，确保皇帝不再阻碍改革。 尽管张居正的改革能够迅速推行，但他在世时的成功，离不开他超凡的智慧和过人的政治手腕。若非如此，他也许根本无法在这一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 然而，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凭借强大的皇权彻底中断了这一改革成果，明朝的政治格局再次陷入混乱。张居正尽管在明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他死后，整个局势便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平衡。 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极为艰难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他的伟大，正是体现在能够在如此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找到突破口，为国家带来一线生机。尽管如此，明朝的衰亡始终无法避免，张居正的成就也因此永远与那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