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页拾遗丨如果回到宋朝,我们能从“乌台诗案”中营救苏轼吗?
迪丽瓦拉
2026-01-29 0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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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苏轼因诗获罪,在监狱中被关了四个多月。贬谪途中,苏轼曾经想过投水自尽;在贬谪之地黄州,他作诗感叹自己报国无门;在狱中,苏轼“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在下文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阐述了“乌台诗案”的始末,从书法和诗歌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苏轼的《寒食帖》。

他也带我们发起了畅想:在那样的情境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苏轼从这场冤案中“营救”出来?

本文摘选自《短长集》,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细看苏轼的《寒食帖》,

能看出他的心绪难平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 1080)正月初一,在举国欢庆新年的日子里,苏轼由御史台差人押解出京。经过长途跋涉,他在二月初一到达贬谪之地黄州。元丰五年三月,在中国传统的寒食节,他写下了两首诗,并书之于纸,此即流传至今的《寒食帖》。

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食帖》在北宋已负盛名,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称其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寒食帖》在苏轼的诗歌和书法作品中都很特别。虽然黄庭坚认为“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但“寒食诗”在苏东坡的诗歌中并不突出,今人多重其书法造诣。但诗、帖实为一体,不理解其诗作,就难以理解《寒食帖》之所以特别。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此案背景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不同政见之争,苏轼曾屡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被罢相后,变法成为宋神宗主导的圣政。

元丰二年,新党揪住苏轼谢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语,攻击苏轼非议圣政,并搜集他以往诗文中指责时政的文字,使苏轼成为神宗立威的标靶。

于是,这年七月,苏轼被押往京城,途中经过长江、运河时,他都想过投水自尽。到了汴梁,他在御史台的大牢里度过了近四个月,此即“乌台诗案”。

把御史台称为乌台,是据《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虽然苏轼自己对审讯过程讳莫如深,但当时同在御史台大牢的苏颂(制作“水运仪象台”的大科学家),以“诟辱通宵不忍闻”的诗句,记载了苏轼遭受刑讯逼供的惨状。

苏轼甚至密托狱卒,给弟弟苏辙捎去了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之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是苏轼生命旅程最主要的转折地,其情感有很大起伏。对比他初到黄州时的诗作“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和后来的《赤壁赋》,就可以看出《寒食诗》的特别之处,其全文是: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这首诗诗人一定是烂熟于心的,但是在书写的时候,第一笔就显得犹豫,它不像苏轼许多书法中潇洒的撇捺。这其实不是犹豫,而是心绪难平。他在感怀人生际遇的时候,诗歌多浅显直白,而字为心画,《寒食帖》不像苏轼其他作品那样字体大小比较一致,而是欹侧顿挫、直抒胸臆。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海棠花是苏轼的挚爱,他刚到黄州时寓居定惠院,曾赋诗咏海棠:“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实际上,他是以花自况。为了惜花,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只可惜雨摧海棠,花落泥污。蒋勋先生指出,《寒食帖》中“花”和“泥”两字有纤细丝线牵绊在一起,透露“花”与“泥”间的两难纠缠。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作者由凋零的海棠联想到人,帖中原句为“何殊少年子,病起头已白”,苏轼做了修改。当苏轼在密州得意时,自称“老夫”,要“老夫聊发少年狂”,现在在黄州失意时,他却自称“少年”。

只是这个少年并无年少狂放,而是一病到白头,透露出贬谪岁月里的煎熬,“少年”二字写得毫无生气,真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可惜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没有留下墨宝,不然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生气勃勃的“少年”二字!

《寒食帖》中的“年”“纸”两字尤显突兀,这两个字都有竖笔,笔笔宛如利剑,看得人锥心的痛。“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第一个年字大得出奇,第二个年字只是一点,诗人在这里宣泄,又在这里收住,重起。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本来不知道今夕何夕的苏轼,一个乌字勾起的,是“乌台”所经受的人间炼狱。“纸”的竖笔直直地指向“君门”,大大的“九重”和小小的“万里”,这里既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又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苏轼像

寒食节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臣介子推而设立的。介子推长期伴随公子重耳流亡他国,甚至“割股啖君”。后来,重耳成为一代名君晋文公,介子推却功成身退,与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而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最终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

从元丰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苏轼实际到黄州两年多,却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寒食节。苏轼选在寒食寄怀,除了感叹诗中的空庖、寒菜、破灶、湿苇,更是感叹历史上的君王求才若渴,现实中的自己报国无门。

今人都说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黄金时代,不知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的苏轼,是否也做如是观。

02.

通脱放达的大文豪

在狱中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公元 1079 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这一年本没有什么大事,却因为大文豪苏轼在这一年的七月被宋神宗抓进了大牢里,于是这一年就有了大事。

这个事件被史书上称作“乌台诗案”。既然是“诗案”,自然就与作诗有关,而作诗是苏轼的一大爱好,苏轼经常卖弄他的这个爱好,这个爱好为他这一辈子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却不曾想也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他的老妻就在他获罪的时候愤愤地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一气之下,烧毁了苏轼的许多文稿,不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苏轼的文章应该比现在还多。

诗案好理解,那么乌台呢?

乌台就是指御史台,是负责监督百官行为的政务机关。中国古代有很多人喜欢卖弄学问、咬文嚼字,说话、写东西都喜欢引经据典,把御史台叫作乌台是因为据《汉书》中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栖息于此。

中国人对乌鸦自来就是厌恶的,乌鸦聒噪总被人视作不祥的征兆,可见人们将御史台叫作乌台,潜台词里隐含着对督察御史的反感。

可是,偏偏就在宋代,监察御史的气焰极其嚣张。

《宋史》里就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这些监察御史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即使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也可以用来弹劾大臣,所以秦桧后来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在宋代可是有传统的。他们经常指谁灭谁,有学者统计了宋仁宗一朝遭到台谏官弹劾而罢免的宰执大臣,就有二十三位之多。

所以苏轼后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连宰相都要仰承台谏鼻息,更何况一般的大臣!台谏们气焰嚣张,有的时候甚至对皇帝老儿也敢耍小性子。

他们想罢免谁,就反反复复上奏章,稍不如意就“居家待罪”,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并且经常是集体行动。吕诲在《黜责欧阳修奏》中称:“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等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台谏们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当然也是皇帝纵容的结果。靠“黄袍加身”篡了大权的宋代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为了让大臣们互相牵制,就有了“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宋真宗在回答为什么起用个性很强的寇准的时候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这样的家法实际上是让大臣们明白,只要让皇帝觉得自己是在为他竭尽忠诚,便可以为所欲为。

御史们张嘴闭嘴为国尽忠,为皇帝尽孝,你皇帝又会把我怎么样,我还不都是在为你着想吗?对皇帝也敢耍小性子,其实不过是那些大臣揣摩透了皇帝老儿的这份心思,撒娇卖乖呢。所以,到了仁宗朝,台谏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性格。苏轼这番入狱,同样也少不了吃了台谏的亏。

“乌台诗案”的背景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不同政见之争。

《宋史·苏轼传》载,苏轼屡言新法不便,王安石“素恶其议论异己”,为此费了不少心思。他曾经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开封为京城所在,府内事务繁杂,王安石让苏轼任此官是想“困之以事”,谁知道苏轼“决断精敏”;王安石又让御史弹劾苏轼,却“穷治无所得”,倒是苏轼觉得朝中实在压抑,眼不见为净,自己请求去担任了地方官。

但是,终归是言多必失,苏轼在调任湖州刺史之后,按照惯例,要给皇帝上表以感谢皇恩浩荡。他在《湖州谢上表》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新进”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字眼,结果御史台的那些“新进”接连上奏,攻击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舆”,等等,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在监狱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每天度日如年。

出狱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首回忆当时狱中生活的诗《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但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这首诗全无苏老先生后来卖弄文采时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的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狱中诗也就是个白描,让人知道所谓通脱、放达的大文豪在狱中的凄楚与焦灼不安,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苏轼被关在狱中的时候,苏迈每天给他老人家送饭,父子相约如果没有大事,则送肉菜;如果有杀身之祸,就送鱼,苏轼大概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怕过鱼。

苏迈,苏轼长子

但是命运弄人,一天粮尽,苏迈去别处借粮,送饭的事情只得拜托亲戚代劳。谁知道苏迈忘了交代亲戚他们父子之间的暗号,亲戚好心办坏事,居然给苏轼买了一条鱼送来,苏轼见鱼大惊,呜呼哀哉,我命休矣,赶紧取来笔砚纸墨,给苏辙留下了两首绝命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情形是很急迫的,并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苏轼从容不迫。

其实,他在被押往京城的路上就曾经想自杀,以免拖累家人。这个送鱼的故事本来发生在苏轼身上,后来却被客串到了好几部电视剧中,这样一讲你就不难明白,乌台不是鸟台,没有什么花草可以留恋,去营救苏轼他老人家也不是什么轻松的美差。

假如“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杀了,那么至少宋代的文学艺术史要为此逊色许多。所以爱苏轼者如我辈,虽然生活的年代离他已经将近一千年,但我们还是想要穷尽办法去救他。

苏轼在监狱里留下来的诗文并不多,凭现存的文集无法弄清他到底在里面都想了些什么,但肯定是少不了胡思乱想,包括深刻反省。后来他在一首叫《洗儿》的诗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确实有点自知之明,如果真是他作的,大概就是在这次吃了亏以后。我没有心思去考证苏轼在这里洗的究竟是他的哪个儿子,虽然这样“考”下去很有可能写出一篇论文。

不“考”的原因是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苏轼这个老顽童的面目在这首诗里清晰可见—— 他根本就不是在洗他的儿子,而是在洗我们大家,发泄他对时政的不满。

苏轼是有理由大发这种牢骚的,宋代的冗官之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有很多酒囊饭袋、滥竽充数、投机钻营之辈,而且往往是这些人官儿比苏轼做得大、生活得比苏轼好。

比如和苏轼同时代的宰相王珪,在神宗朝朝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居然能任凭风浪起,稳坐相位长达十六年之久。王珪被当时的人称为“三旨相公”—— 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这样的人都能够“无灾无难到公卿”,难怪天纵英才的苏轼要愤愤不平。

他在监狱里面终于悟到了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都是嘴巴惹的祸。不过不说是肯定到不了公卿的,而是要像王珪那样,专拣好听的说,说得皇上心花怒放,龙颜大悦,赏赐个什么官都有可能。

只是皇帝如果听到的都是好听的,这样的政治就很危险了。不幸的是,到处都是好听话的局面在北宋不久就出现了。宋徽宗以 “丰、亨、豫、大”为政治口号,全国上下处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结果很快就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掳他乡。

03.

营救苏轼,

我们没有比宋代人更精明的招数

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营救苏轼?我们当然想让宋神宗是位开明君主,就像读书人一直幻想的那样,在这些开明君主的统治下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被当成蛇引出洞,但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幼稚,不然宋神宗也不会把苏轼抓进大牢里。

宋神宗像

我们也可以上书皇帝,让他了解苏轼对于宋代文学艺术是多么重要,人才多么难得。但这样只能是帮倒忙,只能让苏轼死得更快些。苏轼的老前辈张方平就差一点帮了这样的倒忙。

张方平在宋朝可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当过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他正退居二线,在南京养鸽子、喂金鱼。听到苏轼被抓,他急忙上书,说苏轼是“天下之奇才”。南京的官吏看了他的本子,两腿吓得直哆嗦,生怕惹火烧身。

张方平就派他的儿子张恕快马加鞭进了开封城,要去闻鼓院击鼓上书,哪知道张恕在闻鼓院门前转了半天,也没敢把本子递上去。苏轼出狱后,读到了张方平的副本,据记载他大惊失色;苏轼的弟弟苏辙读了以后说,难怪哥哥如此反应,苏轼能够大难不死,正是张恕帮了大忙。

张方平像

后来有人问苏辙,当时应该怎么向宋神宗进言。苏辙说,应该给宋神宗戴高帽子,说建朝以来,从来没有杀过士大夫,现在杀了苏轼,别人就会说大宋杀士大夫是从您宋神宗开始的。

宋神宗好名而畏议论,这样才能救苏轼。这个主意听起来很不错,“知己知彼”,虽然有投机分子的嫌疑,但肯定比前面几招都要高明。

假如苏辙出的这个主意救了苏轼,还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归在这个主意上,只能说明宋神宗不是特别地坏,假如宋神宗是一个十足的昏君,这个主意就未必会奏效。昏君不但会把苏轼抓来就杀掉,而且会把出主意想救苏轼的人捎带上几个,捋舌头的捋舌头,割肉片的割肉片,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当然还有发动群众运动的可能,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

宋代这样的群众运动有一回,那是在金军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强敌当境,京城骚动,大宋的皇帝吓得腿肚子抽筋。若不是有赖于宗泽、李纲等几个大臣拼死相抗,赵宋的宗庙社稷早成丘墟了。

可是情势稍定,皇帝就忙着自拆藩篱,免了李纲的职。《宋史·陈东传》载太学生陈东率领同学跪在宣德门下请愿,言辞激切,“军民从者数万”,“喧呼震地”,可见这是非常顺民心、得民意的。“枪打出头鸟”,中国的古训都是经过血的教训后得出的,陈东的结局是“斩于市”。

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是没有想出任何比宋代人更精明的招数来营救苏轼,这并非我等不才,而是应验了一句哲人的话,人性基本上是个恒量,几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要想科技进步,我们必须不断努力,而要想读懂人性,就用不着这么麻烦,只要读通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就可以了,就像先贤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文摘编自

《短长集》

作者:杭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1

编辑 | 蛋饼 串串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书中原图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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