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不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还将张闻天替代博古担任总负责，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共同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它纠正了党内外部长期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尤其是在组织与军事战略方面。更为关键的是，遵义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外的核心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位少为人知但同样出席会议的关键人物——伍修权。作为李德的俄语翻译，伍修权凭借这一身份列席了会议，虽然他没有投票权，但他在关键时刻依然举起了手，坚定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这一支持，成为他与历史的深刻联系。 伍修权，原名吴寿泉，湖北武汉人，1923年便投身革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之一，伍修权的革命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其祖籍位于湖北大冶，但由于父亲伍理钊的工作关系，家族早早迁至武昌，伍修权从此便成了武昌人，并且在武汉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伍家在晚清时期曾因进入官场而日子富裕，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家道中落，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全家人只能靠着手工活维持生计，生活变得异常艰辛。

即便生活困苦，年轻的伍修权并没有因此消沉。为了帮助父亲渡过难关，他常常跑到汉口、汉阳等地做工赚钱。直到1920年，家人终于为他争取到了一席进入武昌免费小学的机会，他才得以开始正式接受教育。正是这段求学经历，让他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也为他后来的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期间，陈潭秋、董必武等革命先驱在高师附小任教，伍修权有空时便常常到陈潭秋家中请教，受到深刻影响后，他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远赴苏联留学，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31年，中央决定将伍修权召回国内，刚回到苏区的他便迅速投身于红军的工作。此时的他担任了红军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和瑞金学校军事团教育主任等职务，开始了在红军教育和指挥岗位上的历练。随着他在红军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伍修权也连任了军委模范团政委和福建军区汀连分区司令员等职务，并参与了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1933年，共产国际派遣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伍修权再次担当起了李德的俄语翻译，并且负责李德的日常生活安排。李德虽是博古聘请的军事顾问，但他却在实际指挥中插手红军战事，并实施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战术。第五次反围剿至湘江战役期间，这些错误的指挥导致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1935年1月，正是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虽然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未拥有正式的投票权，但他依旧在会议上积极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李德被解除指挥权，而伍修权也被调任为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开始协助彭德怀指挥战斗。 尽管伍修权最初是以翻译的身份进入红军，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同样出色。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他与彭德怀共同指挥了吴起镇等一系列重要战役，为红军最终到达陕北立下了赫赫战功。1936年，红军发动东征战役，伍修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73师参谋长，并在此期间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次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伍修权离开了军队，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政府的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伍修权转入了新的工作领域，担任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和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在抗战的关键时期，他肩负着接送周恩来、王稼祥、陈云等革命家前往苏联的任务，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由于伍修权留学苏联的背景和他的军事指挥经验，他后来能够顺利从事军事外交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抗战胜利后，中央将一批干部调往东北，伍修权作为曾经的翻译者，随彭真等人到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交接。很快，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伍修权先后担任了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和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为东北的解放以及我军海、空军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中央调伍修权到外交部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驻南斯拉夫大使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成为新中国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伍修权出身军人，但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中，他没有获得军衔。尽管如此，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建设工作，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因病去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是革命、军事与外交交织的传奇，他在军事、教育和外交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在抗日战争与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伍修权都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