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世祖实录》记载：

“定诸王、贝勒、贝子、公俸禄，摄政王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镇国公、辅国公俱六百二十五两”。

这个不太起眼，并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的史书记载，对于清朝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八旗军队开始朝廷化，也就是说中央朝廷对于八旗军队或者说八旗的控制有着极大加深。

之所以这样说，这就要提及清朝的关外二帝时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提倡的是“八家分权”，在这种格局之下，后金的收入与俘获物，一般是由八旗均分，可以说八旗旗主对于所领之旗有着绝对的控制，旗人对于旗主的忠诚也是超越了对大汗（皇帝）的忠诚。

在这种八家分权的格局下，大汗（皇帝）的权力远远不及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的权力，只不过因为努尔哈赤是八旗开创者，又是他将八旗分给子、侄，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所以八家分权的格局之下，努尔哈赤依旧拥有绝对的大权。

等到清太宗皇太极继位以后，八家分权的弊端开始显示出来，他虽然是新任大汗，但并没有绝对的大权，反而处处受制，对此皇太极是进行了各种改变，不只是打压诸如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力派八旗旗主，更是要进行一家集权，要打破八家分权的格局。

终于在1636年，初步完成集权，并且扩大了后金版图的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初步将后金改造成为中央集权式的帝国之大清，不过仅仅只是初步完成，并没有完全改造成功，八家分权的局面并没有那么容易打破。到了1643年，皇太极更是猝死，一家集权的事业搁置，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皇位争夺战，最终是皇太极第九子，年仅6岁的顺治帝继位。

到了1644年，顺治帝年幼，并没有亲政能力，摄政王多尔衮实际上独揽大权，多尔衮可能是出于以后想要篡位自立的想法，因此身为八旗旗主的他，站在皇帝的角度，继续一家集权的事业。

因此在清朝刚刚入关，开始成为全国性政权，开始初步掌握全国财政，拥有了更为稳定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清廷开始推行俸禄制，并且一步步完善。

到了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进行改善，将俸禄制扩大到各级满洲官员。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又再次更定满洲诸王贝勒以下官员的支给俸米数目。最高的和硕亲王为六千石，最低的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等官都为三十石。同年还定八旗前锋、护军、领催以及马甲每名月给饷银二两，匠役一两。

随着俸禄制的逐步推行和完善，意味着以往八家分权的局面之下，收入与俘获物由八旗均分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八旗从分养旗人，各领一旗的半独立局面，转变为上至亲王，下至小兵，都要依赖国家财政供养，这在根本上改变了皇帝与八旗旗主的关系，改变了皇权与八家分权的对立格局，使得皇帝开始对八旗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随着清朝之后南征北战，将全国一统，彻底掌握全国财政，中央朝廷对于八旗的控制自然是更强，八旗旗主对于所在之旗的控制进一步弱化，八旗军队朝廷化彻底成功，完全听命于中央朝廷，也就是开始完全忠于皇帝一人。

当然八家分权毕竟是祖制，所以八旗虽然最终是归于皇权之下，但是旗人对于所在之旗的旗主，依旧有着深深的敬畏和依附感。

这一局面随着康熙年间将康熙帝将皇子封入下五旗（上三旗皇帝亲领）以后，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使下五旗默认所在之旗皇子为新任旗主，并且大力支持皇子夺嫡，由此引发九子夺嫡。

最后到了雍正帝时期，随着雍正帝的各种集权行为，最终八家分权彻底成为过去式，皇权彻底独尊，雍正帝建立的军机处，更是使得清朝的皇权集中达到历朝历代的最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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