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史专家 （本文节选自作者《学史三昧》一书序言，原题《捍卫历史的权利》，标题为编者所拟。）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参与者。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的人们不仅指那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平凡人物，也包括那些光辉灿烂的历史伟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劳动人民，还是各国的统治者，所有人都在共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的篇章，由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所书写，他们或在幕后默默奉献，或在台前掌握权力。

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历史的发展是一连串的选择和重新选择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正是在这些选择中不断前进，在发展中不断重塑。在客观历史的框架里，每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选择，关键在于，有的人积极参与，而有的人却是消极地接受。历史的选择无时不刻不在从不同层次的个体中作出，从社会的底层到统治的上层，每一层都在不断影响和塑造历史的进程，最终这些选择汇聚成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而这种选择的背后，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因素驱动。第一，当上层和下层的选择趋同或大致相符时，上层的决策往往是兼顾了下层的利益、意愿和要求。第二，当上层的决策与下层的需求大相径庭时，历史的选择通常会由上层依靠权力和地位强行推动。第三，不同层次的选择可能会发生冲突与博弈，进而引发剧变，或者通过相互协商与妥协，最终达成一种新的历史选择。

历史的选择性，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尽管历史的推进常常被人们归结为历史的必然，但这种看法在潜意识中常常用来掩盖个人在历史中应承担的责任和能动性。我们强调历史的选择性，正是为了提醒每一个历史参与者，无论大小，都应该积极地去选择，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避免将历史的进程误解为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避免那种消极的不作为心态。

在历史的潮流中，英雄人物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深受中西方历史中英雄史观的影响。中国的封建帝制历经二千多年，其中君主集权的历史尤为突出。一方面，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康熙帝等历史人物，的确在各自的历史阶段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百姓对圣主明君的崇拜，早已根深蒂固，几乎无意识地认为历史是由这些英雄人物所创造的。因此，民众往往放弃了自己主动参与历史的权利，习惯性地将历史的责任推给这些所谓的英雄。

然而，无论是英雄还是帝王，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他们个人的历史。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君主的兴亡并不直接等同于百姓的命运，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是帝王的历史。更有甚者，像万骨枯的故事，成千上万的士兵英勇战斗，但成功的只不过是一个将军的个人传奇。今天，进入21世纪，这种对英雄的崇拜与迷信，显然与现代民主与平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就像《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进入现代，许多领袖人物开始高扬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旗帜。然而，历史思想家黎澍却认为，单纯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有片面性。他指出：虽然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巨大，但并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他还警示我们，有些人借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来掩盖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甚至以此宣传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能会使个体的力量和价值被历史进程所淹没。

生活中没有旁观者，历史中同样没有旁观者。即使你选择明哲保身，做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投下弃权票，也仍然在消极地参与历史，最终还是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如果这种弃权态度成为普遍现象，历史的进程可能会偏向恶化，而这种恶的力量很可能最终反噬到每一个曾选择消极回避的人。在历史的重大灾难面前，一粒尘埃也可能成为压倒大山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因为如此，每一个现代国民都应该主动参与历史，在历史的合力中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样才能既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也能够引导历史合力朝着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在历史的选择中，人民的心向何处，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古人曾说：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如果将天理解为历史的合力，那么无论个人是赞成还是反对，选择都不外乎这两种立场。然而，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冷漠的弃权，这种态度在今天的社会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弃权者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放弃了现代社会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核心价值。鲁迅曾揭示过这种奴性心理，他痛心疾首地说道：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经过二千多年的皇权帝制的熏陶，中国社会中许多人习惯性地将个人服从于集体，服从于国家，个人的自我意识往往被集体的声音所淹没。然而，集体不过是个体的集合，国家只是国民的集合。如果缺乏了每个独立个体的参与，集体和国家的构建就会失去根基。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一是人民依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二是人民真正成为由每个独立个体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显然，后者的政府更具优势，国家也会更强大。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家所说：国家的伟大取决于它的普通百姓的伟大。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是每个独立个体共同塑造的结果，而不是由放弃历史选择的抽象名词所组成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