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位被誉为清朝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将领,常被人称为清官的典范。他在为官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即便在他封侯拜相后,依旧远离奢华,过着不求富贵的平淡日子。曾国藩的理想从未偏离,他志在成为一名内圣外王的人物,而金钱不过是过眼云烟,决非他奋斗的目标。
然而,曾国藩最艰难的时光,恰恰是在他刚刚入朝为官时,那时他只是一个在翰林院工作的七品小官。那个时期的他,究竟有多困窘?他在家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 我们首先来看他在家书中的一段文字。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三月十一日,曾国藩给父母写信时,提到: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项房钱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过度。京城银钱比外间究为活动。 这段话透露出他当时的经济拮据,虽然每月能从公家收取十五千的房租,但依然需要四处借钱才能维持生活。曾国藩很清楚地表示,京城的银钱流动较快,借钱比外面更为便利。 从这段家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曾国藩在京城拥有一块租金来源,却依然陷入了困境,生活充满了艰辛。在那个时代,即便作为一个有一定身份的官员,处境仍然艰难。而他借钱度日,却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品德与操守受到丝毫影响,这一点实属难得。 有学者对曾国藩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有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此时地位极低,手无权力,连敛财的条件都没有;另一种则认为,曾国藩立志为人正直,宁可艰苦度日,也不愿意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财物。从曾国藩的为官历程来看,第二种说法似乎更能贴近他的心境。事实上,曾国藩当时确实是翰林院的一个从七品官员,主要负责修撰国史,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在晚清的腐败官场上,许多人都通过各种手段敛财,甚至有些官员通过极其低劣的方式来积累财富。比如,他们会通过举办奢华的宴席,借此收受贿赂。官员们为了敛财,常常在搬新居、娶妻生子、过生日等场合搞大排场,不仅如此,一些官员竟然一年要庆祝两次生日,完全为了敛财而举办宴会。 然而,曾国藩与这些庸俗的做法保持着极大的距离。尽管他在官场中的地位不高,但他完全有机会仿效这些行为,举办宴席来赚钱。但他坚决拒绝了这种方式,认为通过宴席敛财不仅可耻,而且违背了他一贯的为官理念。甚至对于同僚的宴席,他也宁可拒绝参加,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清官的高尚操守。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相对文雅的敛财方式,那就是将书法作品出售。曾国藩虽然官职不高,但在当时的社会上,他作为翰林院的成员,学识和书法才华都有一定声誉。在清朝,有不少字画商专门收购翰林们的书法作品,期望能在市场上赚取丰厚的利润。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他愿意,曾国藩的书法作品绝对能够卖出好价钱,甚至很多达官贵人都愿意以高价收藏。 但曾国藩依旧拒绝了这一条明显的捷径。他宁可借钱度日,也不愿通过售卖书法赚钱。这一切,正是他成为一代名臣的根本原因。他始终保持着贫困而不屈的品质,拒绝被金钱牵绊,这使得他在整个晚清官场中显得尤为独特。正因如此,曾国藩与那些庸官之间的差别,也显得愈加鲜明。 他的坚守与清廉,令他即使处于困顿的经济状态下,依然能赢得后世的尊重。这不仅仅是一名官员的操守,更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