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4年，齐国临淄，战国纵横家苏秦被执行车裂。

齐国临淄，一场刺杀把“纵横家天花板”苏秦逼到绝境：人已经重伤，齐王满城抓凶手却抓不到。

但重伤后的苏秦不求御医、不求赦免，反而对齐王说：把我拉到市上车裂，公开宣布“我替燕国在齐国作乱”。

显然 ，他要用自己的死，当诱饵。结果就是苏秦临死前完成了自己一生最后的政治操作。

临淄市口——苏秦把自己“摆上刑架”的最后一局

公元前284年的一天，在齐国临淄的一处市口。

刑具已经摆好，执行的不是寻常斩首，而是车裂——这种刑罚，本就带着强烈的示众意味。

更让人意外的是，被推到刑架前的，并非谋反将领，也不是暴乱首犯，而是那个曾经纵横诸侯、声名显赫的纵横家——苏秦。

如果只看到这一幕，很容易得出一个简单结论：苏秦“翻车了”，权谋反噬，死于齐国。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并不是一场顺理成章的处刑。

在此之前，苏秦已经在齐国遭遇刺杀。刺客下手极重，却没有当场取命；更关键的是，刺杀发生后，齐王下令搜捕，却始终抓不到凶手。

就在这个时候，苏秦做出了一个反常到近乎疯狂的决定。他没有请求秘密疗伤，也没有要求严查线索，而是主动向齐王献策：

把我车裂示众，并对外宣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

这一句话，才是整件事真正的转折点。

从表面看，这是自认叛国、以死谢罪；但从政治逻辑上看，这是一次极端冷静的布局，只要官方定性为叛国，真正的刺客就会出现领功。

于是，苏秦把自己推上刑架，不是为了结束生命，而是为了逼真凶现身。

结果，正如他所预判的那样：在车裂徇市之后，刺客果然自出，齐王据此将其诛杀。

到这里，事情才显露出真正的面目，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权臣遇害，而是一次在生死边缘完成的反向布局。

苏秦这一生，靠的是游说、权变与对人心的精准判断。而在临淄市口，他把这种判断，用在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上。

强秦上桌——合纵不是理想，而是被逼出来的选择

要理解苏秦后来在齐国遭遇的危险，必须先把视角拉远，回到他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战国整体格局。

那是一个看似诸侯并立，实则力量快速失衡的时代。

进入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变化最为明显。

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军政体系完成了彻底重塑：军功授爵、法令统一、资源高度集中。

对外战争不再是诸侯之间的试探性摩擦，而是以吞并为目标的持续推进。

在这种压力下，东方诸国逐渐意识到一个现实问题：单个国家，已经很难正面承受秦的军事冲击。

这正是合纵出现的历史土壤。

在合纵真正成形之前，苏秦并不是一出场就被诸侯礼遇的风云人物。

相反，他最初的身份，更接近战国时代大量存在的那类人，四处游说、处境不稳、随时可能被拒之门外的游士。

他之所以能够翻转处境，关键不在说得动听，而在于他准确踩中了各国最真实的痛点。

且指出对东方六国而言，秦是最大的，共同的外部威胁。

正是这种高度现实的说服逻辑，使合纵第一次具备了操作性。

资料记载，六国在赵国洹水一带会盟，歃血为誓，推苏秦为纵约长。

这一身份，并不是某一国单独授予，而是多国共同认可的协调者角色。

随后出现的身佩六国相印的说法，正是这一阶段权力集中状态的象征：在对秦问题上，他拥有协调话语权。

从结果看，这一阶段的合纵确实产生了现实效果。

秦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得不谨慎行事，不敢轻易东出函谷关。

合纵达到高点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出现。

问题并不在苏秦个人能力是否下降，而在于：合纵本身，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结构。

从现实层面看，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站到一起，是因为秦的威胁足够直接、足够迫近；可一旦这种压力出现阶段性缓解，各国之间原本被压住的矛盾，立刻浮出水面。

首先，是利益目标的分化。

六国虽然有共同对付秦国的目标，但因为利益不同，而难以形成完全信任的关系，且经常互相争斗。

再者，是秦国持续不断的反制。

合纵并非静态存在。秦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同步展开连横策略：

通过游说、许利、制造猜疑，逐一松动盟国之间的信任基础。

在这种压力下，合纵更像是一张被不断拉扯的网，不是一下子断裂，而是在多点同时受力的情况下，逐渐失去张力。无法形成有效的军事同盟。

从“纵约长”到“燕国间谍”

合纵瓦解之后，苏秦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当联盟协调者的角色失去支点，他该以什么身份继续留在牌桌上？

答案，便是燕国间谍。

公元前332年，齐国、魏国在秦国使臣犀首的欺骗下联合攻打赵国，苏秦因而受到赵王的责备，感到害怕的苏秦遂去了燕国，发誓要报复齐国。

苏秦离开赵国后，合纵联盟正式瓦解。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大举兴兵攻打燕国，并侵占燕国十座城池。

公元前300年，苏秦奉命出使齐国后，通过巧妙的言辞和策略让齐国归还了燕国城池。

公元前288年，苏秦再次出使齐国，这一次的目的是搞垮齐国，从容使燕国获利。

但正是这一步，让他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合纵时期，苏秦站在的是诸侯之上的协调位置，他面对的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而进入齐国之后，他立刻被拉进了单一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中。

这两种环境，风险完全不同。

在诸侯之间，矛盾是外显的、结构性的；

而在一国之内，尤其是像齐国这样权力结构复杂、官僚集团与士族阶层的国家，真正的危险往往来自看不见的内部竞争。

对齐国部分大夫而言，苏秦并不仅是一个谋士，而是直接威胁自身政治空间的竞争者。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苏秦的处境从高风险转变为高度不稳定。

他依然活跃于政治决策层，看似靠近权力中心，却同时暴露在更多人的视线之中；

刺杀，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出现的。

它并非突如其来的个人仇怨，而是齐国内部权力博弈走到某一临界点后的必然结果。

刺杀发生之后，事情并没有立刻结束。

齐国派人捉拿凶手，无果。苏秦遂向齐王献计，请求以车裂徇市的方式处置自己，并由官方对外宣布：“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并悬赏刺客。

这一步，看似荒谬，却极其精准。苏秦被定义为贼臣，刺客自然会出面领功、

这一刻，苏秦已经不再为个人生死做判断。他做的，是一个纵横家在最后关头，对人性与权力逻辑的终极押注。

而这场押注，很快就迎来了结局。

齐王依计行事，在临淄市口公开处置苏秦，并宣布其为燕作乱于齐。刺客果然出现。

纵观其一生，从游说诸侯、推动合纵，到身陷齐国权力漩涡，苏秦始终处在高风险结构的中心。

他深知人心的趋避，也理解权力在不确定状态下的恐惧。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选择用纵横家的方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