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天下局势风云诡谲,群雄并起,而太原的李渊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展示自己才华与抱负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带着两个儿子在太原起兵,打算趁乱分得一杯天下的羹。可光凭李渊一己之力,显然无法成事。他便召集了一批人手,多为武将,跟随他四处征战、奋勇杀敌,最终为唐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打了一辈子仗的功臣们,本应与李渊共享荣华富贵,但现实却远比想象冷酷得多。
唐高祖李渊,本是隋朝的一位官员,官职是太原留守,也就是当时隋朝在太原派驻的军政长官。今天的山西太原,正是当年的太原。按理说,李渊登基之后,那些跟随他从太原起家的功臣理应加官进爵,衣锦还乡,享受人生的丰厚回报。可令人意外的是,李渊并没有选择这么做。他颁布了一道名为《褒功臣诏》的诏书,看似褒奖有加,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论功行赏,而是赐给随他从太原出来的人丹书铁券。这份赏赐听起来无比尊贵,实则只是一纸紧急避险的保证,等同于一种免死金牌,看似荣誉,实际却寒酸得令人心生落寞。 纵观其他朝代,哪怕是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那些跟随他的功臣都锦衣玉食、荣宠无比。然而李渊给出的丹书铁券,只是危机关头用来保命的一纸凭证,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对于那些曾经拿命拼搏的功臣来说,这样的赏赐无疑显得寒酸而克制。 按理说,论功行赏既可以彰显自己的大度,又能稳住人心,可谓一箭双雕。可李渊为什么偏偏选择这种寒酸的丹书铁券呢?并非因为刚打下天下,不舍得花钱,而是因为他对这些从太原一路跟随自己的功臣并不完全信任。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看看这群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公元617年,在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劝说下,李渊率军进军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军队刚出发不久,就到了一个名为贾胡堡的地方。李渊意气风发,准备与隋军展开决战。然而,忽然传来消息:原本威胁太原的突厥军队联合觊觎太原的军阀刘武周,准备合力夹击李渊等人。顿时,军中人心惶惶,战意一度动摇。 这些随李渊起兵的人,本意只想让李渊在太原稳住割据,而他们自己则安守家园、衣食无忧。一听说被合围,就纷纷要求李渊退兵,希望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这样的想法表面看似合理,但在与隋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这种动摇无疑是军心的大忌,也折射出这些功臣志气不足、抱负有限。幸好,危急关头,李建成和李世民挺身而出,指出此时退兵必致军心涣散,敌人必将乘虚而入。李渊站在两个儿子一边,怒斥那些意图退兵的人,迅速稳定了局势。 然而,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李渊的心,从此他对这群随自己从太原出来的功臣生出了警惕。登基之后,他开始谋划排挤这帮功臣,但毕竟大家多年同甘共苦,功劳与辛劳不可全然否认,于是李渊想到了丹书铁券这一策略,不让这些太原功臣进入权力核心。因为不信任,他们自然失去了真正掌握实权的机会,而李渊则把政治重心牢牢放在两个儿子身上。这种安排,也为后来唐朝一君二储的局面乃至玄武门之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李渊更像是一个在乱世中摸索发展的创业者,而这群跟随他的功臣,原本只想协助他在太原稳住自己的割据。两者的目标本就不完全一致,因此,即便这些功臣劳苦功高,在李渊眼中仍然难以得到真正的宠遇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