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无锡于1905年正式成立无锡县商会，跻身全国最早诞生商会组织的城市之列。自晚清以迄民国，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的艰难求索与蓬勃发展。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商会组织更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无锡商会发展的百年历程，蕴藏着启迪当下、指引未来的宝贵经验。无锡市工商联特于“工商史话”专栏推出《无锡商会史》系列文章，以追溯百年商会发展脉络，挖掘历史深层价值，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谨此，向本书主编汤可可、副主编王海宝及浦文昌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本期摘录“第二章地方绅商主导的商会”的第一节《商会内部的新旧冲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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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商业日渐发展，县商会会务日趋繁重，原借竹场巷钱丝两业公所部分房屋已不适应会务开展。于是，县商会向各业倡议筹款购地建造新会所于光复门外前太平巷。当时，前锡金商会第一任总理周舜卿首先捐助建所经费规银1000两；时任县商会正、副会长的孙鹤卿、蔡缄三也带头捐助，各业会员闻风而动，纷纷出资捐助。众志成城，至1917年6月，占地2亩9分零6毫，耗银4万余元，一幢中、西合璧式楼房的新会所建成竣工。此屋历经百年风雨和数度政权更替，至今保存完好。

但就在此之后不久的1919年夏，无锡商会再次改选。这次改选起初进展比较正常和顺利，各业推选的会员均陆续在当地报纸刊布，并确定7月5日投票改选会董。但在会董改选之前，商会内部开始有人对改选的203名会员中的部分人选提出了两点质疑。一个是会董连任期限问题。按照《商会法》第20条的规定，会董连任以一次为限，而改选的会员中张鸣球、祝兰舫、周舜卿、华叔琴、吴方之、史问耕、高季莲、秦岐臣、杨经笙、荣德生、顾叔嘉、高映川、唐永成、杨翰西等人，均曾连任会董一次，应该不具备被选举权。另一个是拥有被选举权会员的年龄问题。《商会法》第13条规定，会员年龄未满30岁者，无被选举权。但当选会员中程炳若、钱敬之、王积卿、杨蔚章、华凝云、蔡竹君等，年龄均不足30岁，所以也不应具有被选举权。

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并非未曾发生，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商会能够正常地加以处理，不会影响到会董的改选。但此次的质疑和争议似乎有着较为特殊的背景，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力量的较量，被时论称之为“革新派”(“新派”)和“守旧派”(“旧派”)之间的角逐。所谓“旧派”当然指的是那些年龄较大、过去已担任商会会董的一批人，“新派”则是指那些年龄较轻、希望通过此次改选进入商会会董领导层的一批人。上述对会董连任问题提出质疑者，显然系“新派”所为，而提出年龄不足30岁不得享有会董被选举权，则明显是“旧派”有针对性的反诘，并且双方均以《商会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作为依据。事实上，这次纷争依旧是晚清地方绅商当权派与革命派交锋的延续。革命派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边缘化，袁世凯死后得以东山再起，自然希望通过控制商会等组织，争得资源的配置权。

随着会董改选日期的日益临近，双方的争议和角逐也越来越突出，而且都借助报纸这一公共舆论工具互相指责。不愿放弃领导权的绅商们，在报上以“商界同人公启”的名义，回击对手的质疑：“吾邑商会创设十余年，历任会长、会董，悉凭会员秉公推举，与议员之运动选举者不同，是以历久尚无弊窦。今有议者，谓历年会董更动极少，不无盘踞之嫌。殊不知会董大半出于业董之有资望者，某业有事先由某业会董出任调查处理，无效再开大会公决之。”此外，还解释“会长、会董均尽义务，并无俸禄，此又与议员不同之点，即如历届会长、会董连任，报部之后，部中并未驳请撤销，吾邑如是，他处亦如是也。”这显然是想说明商会领导人实际上并无什么实际利益，只是尽义务，即使连任也均报由农商部批准，各地商会都是如此，并非无锡商会的独特现象。他们批评对手企图运动改选，“觊觎会长等职，欲以选举议员之法行之，开出名单，大肆运动，揣度其意，无非视商会为利薮，彼果如愿，我等商人悉为鱼肉，可不惧哉？”

挑战绅商的革命派也以“商会会员同白”的名义在报上予以批驳：“新无锡报登有商界注意告白一则，不胜诧异，窃思此种卑劣手段，愈用愈奇。既知旧董等有盘踞之嫌，复多方面维护，冀贯彻其盘踞之志。吾辈常见市上商店广告，只有百年老店，从未闻有百年老董。此番商会改选，同人等本诸良心，有将不称职之会董予以一部分改选，讵知把持派遂造作种种危言，且公然假冒商界全体名义，登报耸闻，希图淆惑观听。愿吾全体商人幸勿堕其奸计，商界万幸。”

虽然两方相互攻击，7月5日商会会董选举还是比较顺利，薛南溟、单绍闻、蔡缄三、孙鹤卿、钱镜生、陈湛如、赵子新、沈锡君、孙济如、温明远、王克循、苏养斋、吴侍梅、程敬堂、陈益三、刘友庭、江汀芝、许稻荪、荣瑞馨、陶仞千、江焕卿、邹泳卿等22人当选为商会会董。9月1日新当选的会董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正副会长。22名会董中有2人因故请假未出席，共20人投票。先选举会长，薛南溟以18票当选；次选副会长，王克循以16票当选。改选后因薛南溟坚辞会长职务，长达1年10个月之久，虽迭经县、省以及全体会董和有关人士再三挽留和劝就，薛仍坚持不肯任职。1921年6月1日，县商会遵照部、厅指示，重行改选王克循为县商会会长，单绍闻为副会长。

1922年11月1日，无锡县商会又改选产生蔡缄三等24人为县商会会董。12月5日进行选举正、副会长，王克循、单绍闻两人分别连任县商会正、副会长。荣德生、许稻荪、吴玉书、戴鹿岑被选为特别会董。1924年9月至1925年1月，因江浙两省和奉直两系军阀内战，无锡县连受兵灾，县商会改选因之延期。

无锡商会，除了在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区外，还向四乡农村地区发展。其分支机构有：1918年4月，怀下市成立安镇商会分会；1919年3月，南延市成立荡口商务分会事务所；1922年3月，北下乡成立东亭商务分会事务所。

尽管在1919年夏选举中出现纠纷，但综观北洋时期无锡商会的运作，总体保持平稳态势，较好实现了内部关系的和谐。这是因为，商会是一种利益团体，代表和维护商人的利益，其中包括内部行业之间、个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也包括对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争取。利益整合是商会运行的基本机制。而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商会又是一种依照法律设立、履行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团体，除了利益关系外，还以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其运行的制度基础。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志愿性特征，使得商会的组织制度不仅表现为一定的权利体系，而且表现为一定的义务体系。也就是说，共同的利益固然是其基本的联系纽带，而基于法律规定的使命责任和基于相互扶助的信义关系，同样是重要的联结要素和推动力量。特别是商会的会董和委员，在接受会员的信任推举以后，就应忠实地履行职责，按照既定的宗旨努力工作。在团体的整体利益与自己所在行业、企业的利益发生冲撞时，服从整体利益；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维护会员和职员之间的平等、互信和共同愿望，增强公信力。这是商会选举、议事、决策、操作执行的基本依托。

纵览近代无锡商会的运行，除了发生两次“改选风波”外，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内部纠葛和冲突。同时期其他地方出现的商店行号“平时不入会，不纳费，不知义务为何事，一届选举成员之期，则号召徒党竞争选举，互控不休”；以及商会职员拉帮结派，“以当局势力为靠山”，操纵改选，竭力“谋取领导地位”；或者“任期届满，延不改选”，致使“争端迭起，呈控攻讦，以致会务停顿”的情况，在近代无锡县商会的历史都没有出现。各同业公会、会员企业提交的议事事项，不会因为会董、委员中没有本行业、本企业的代表而被搁置；同样，有些同业组织、会员企业的利益诉求，如果对于地方工商业的整体发展不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即使有同业代表为之斡旋，也会被会董或委员会议否决。这样一种法定权利义务与群体利益整合相结合的机制，简言之就是民主合作的机制，正是商会成功运行的内在组织力量。

来源：《无锡商会史》

审核： 毛一岚

发布： 陆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