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年间的扬州知州
扬州，位于江淮之间，扼守南北交通要道。在北宋初期，扬州不仅是淮南路的治所，而且随着熙宁五年后淮南路的东西分治，扬州依旧保持着淮南东路首府的地位。这个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使得扬州成为了区域政治中心，更因为毗邻大运河，成为了国家漕运的关键枢纽，南北往来的物流流转都通过此地实现，扬州因此繁荣昌盛，声名远扬。
自古以来，扬州便以尝多巨公临治而著称，虽说北宋时期的扬州已无法再复唐时扬一益二的盛况，但在东南的诸多重镇中，它仍然稳居淮东的政治中心。紧邻长江，纵深的大运河贯穿其境，扬州在江淮流域成为了一个商业与文化交融的繁华都会。要深入了解扬州的繁荣，我们不妨通过研究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期间扬州知州的任命和官职结构，来揭示这个城市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密码。 北南差距：知州的南方盛宴 在三朝扬州知州中，南北的差距一目了然。47位知州中，北方籍贯的不到三成，而南方籍贯的知州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几乎是北方知州的两倍多。尤以两浙路的知州最为显著，达到9人，其次是福建路和京东路，各自也有6人。北方籍知州相对稀少，这与北宋时期科举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在天圣以前，北方的士人占主导地位，但仁宗皇帝察觉到南方士人的潜力，并作出了策略性调整，开始兼容并包，给予南方士大夫更多的机会，进而为扬州知州的南方籍贯提供了更多的空缺和机会。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北宋政权逐渐重视南方，南方知州逐步增加，不仅是政策的反映，更是社会发展方向的标志。 科举政策的转变：南方士人崭露头角 南方士人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源于北宋时期科举政策的根本性变革。在早期的北宋，南方士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扶持，但直到天圣之前，南方人才大多未曾出头。仁宗皇帝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局面带来的隐忧，逐渐通过调整科举制度，废除了北方士人的偏袒，给予南方士人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如陆游所言：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这一政策上的变化直接促成了南方士人逐步崭露头角，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渐升高，也使得扬州知州的南方籍人士数量得以增加，为扬州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权谋之地：扬州知州的权力斗争扬州不仅是北宋时期的政治重地，还是宰辅的权力斗争场。宰辅贬谪至扬州，不仅是因其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势，更多的是出于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例如，冯士元案就让宰辅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而盛度的贬谪便是这一斗争的直接产物。然而，盛度并非仅因冯士元案而被贬，更多的是因为他在朝廷中失去了仁宗的信任。扬州在北宋时期并不仅仅是权力失势者的流放之地，它同时也为被贬的高官提供了一个可能重新翻身的机会。因此，扬州作为政治斗争的战场，不仅是一座容纳贬官的城市，更成为许多官员通过重新振作、力图复职的一个平台。 仕途进身：扬州知州的多重身份 扬州知州的身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地方官，它往往还包括宰辅、高官以及其他权力结构中的重要角色。在北宋时期，许多宰辅被贬至扬州后，实际上担任的并不仅仅是地方行政职务，而是通过在扬州任职来恢复其官场地位。许多知州在移任扬州时，往往已步入仕途的晚期，此时扬州便成为他们积累资历、调整仕途方向的重要途径。更有些官员从其他地区调任扬州，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在此过渡或退养，扬州由此成为了许多官员仕途中的关键转折点。这种多重身份的交织，使得扬州知州在北宋时期，既是地方的统治者，又是朝廷内外复杂政治斗争中的一份子。 结衔与地位：扬州知州的荣耀标志 扬州知州的结衔在北宋的职官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既展现了官员的官阶，也体现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从结衔来看，南方籍知州的官品普遍较高，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积淀的官场经验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扬州在北宋时期的日益崇高地位，扬州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它已成为文化和权力并重的标志性城市，象征着一个盛世繁荣时期的辉煌。 小结：扬州，繁荣的区域性中心 通过研究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扬州知州的特点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多个重要角色。作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扬州在南北差异、科举政策改革以及权力斗争等方面，都承担着重要使命。南方士人逐渐崛起，与仁宗皇帝的政策调整紧密相连，这为南方知识分子在政坛的上升提供了契机。而扬州，则不仅是政治斗争的舞台，更是许多官员实现仕途上升的必经之地。扬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多重身份交织，使得它在北宋时期成为一座富有影响力和活力的繁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