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开封,曾是一个繁华富庶的都市,拥有上百万人口。城中的景象可谓璀璨如画——青楼画阁、珠帘绣户,雕车宝马在御路上竞驰,金翠辉煌,罗绮飘香,四方商贾汇聚,万国通商。这座城市,象征着北宋一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与辉煌。然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曾经辉煌的都城瞬间化为废墟。那时,满眼是破碎的家园,父母和妻子抱头痛哭,富人们化装成穷人,妇女用灰和墨水涂面逃命。百姓勉强靠水藻和野菜度日,连猫狗都饿死在街头。北宋皇家珍藏的冠服、礼器、玉器、祭器等宝贵之物,尽数被金兵掠夺一空。人们对这场浩劫的痛苦无可言喻,而这一切,源于宋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决策。 回到政和五年(1115年),辽国的马植投奔宋朝,向宋徽宗陈述了辽国的危机。马植告诉宋徽宗,辽国皇帝荒淫无道,女真力量崛起,辽国将很快灭亡。如果此时宋朝出兵攻打辽国,辽人一定会不战而降,错过这个机会,女真人会从中渔利。宋徽宗听后兴奋不已,他急于实现父亲的遗愿,收复燕云十六州。自宋神宗时期,年号崇宁便承载了这种志向。宋徽宗的信心被之前的军事胜利所鼓舞——他派兵成功收复湟州、鄯州、廓州,拓展了宋朝的版图。 然而,朝廷内部分为两派。童贯、蔡京和部分守边官员力主伐辽,认为这是一种时机。但在另一派中,太宰郑居中则表示反对,他认为现阶段伐辽不可取,胜算不足,且国家财政紧张,百姓也将遭殃。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的看法与郑居中一致,他警告北宋军力不足,和辽国开战将旷日持久,百姓将无法承受。 尽管有如此声音,主战派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河东经略使薛嗣昌,他不断提供伐辽的虚假情报来迎合宋徽宗。与此同时,像真定安抚使洪中孚等人也对伐辽表示反对,认为燕云十六州的百姓并非宋朝所想象的那样支持北宋,且国库空虚,军队士气低落,完全没有战争的基础。 面对这一切反对声,宋徽宗并没有选择停步,他决心继续北伐。甚至在一些忠告和反对意见面前,他依然执意下令调兵遣将。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最终决定收复燕云十六州。虽然有人上书反对,认为应当帮助辽国抵抗女真,而不是发动战争,宋徽宗依然一意孤行,任命童贯为主帅,准备大举北伐。即便如此,一些像赵遹、翁彥深、宇文虚中等官员依然坚持不同意见,认为此举极为冒险,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第一次北伐,宋军并未如预期那般得到燕云十六州百姓的热烈欢迎,反而遭遇了辽军的顽强抵抗,北伐计划最终失败。即便如此,宋徽宗依然选择继续战斗,结果军队再次惨败。此前宋神宗所积累的粮草和装备几乎全部丧失,精锐的陕西军也因此一蹶不振。 当军事失败后,宋徽宗转而通过外交手段与女真谈判,花费百万贯购买了燕京六州之地,但这种短视的策略却激怒了女真人。张穀的投降引发了女真人的愤怒,他们随即占领了平州,进而逼近开封。 宋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不顾国家的实际状况,再度进行北伐,却暴露了北宋军事上的脆弱性和弱点。这些失败的背后,并非单纯的战术失误,而是深刻的政治失误——北宋的纠错机制早已失效。 宋仁宗时期,曾设有君主、宰相、台谏三权分立的机制,确保国家大事能经过审慎的讨论与批评。但在宋徽宗的统治下,这一机制彻底崩塌。宰相们只知道迎合皇帝,台谏官员成为了皇帝亲信的傀儡,真话无人敢说,错误的决策便未能得到及时纠正。皇帝通过御笔直接下达命令,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甚至将反对意见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宋徽宗通过这一高压政策,试图压制任何反对声音,导致了诸如方腊起义、北伐失败等一系列灾难。而他对自己威信的过度关注,使得国家的决策体系变得极其脆弱,最终造成了北宋的灭亡。宋徽宗一错再错,国家不堪承受,而开封的百姓,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这场历史悲剧,不仅仅是宋徽宗的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朝廷体制、决策机制崩溃的结果。如果北宋的纠错机制没有丧失,如果大臣们能够坦诚批评,历史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