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2月9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幕。200余件珍贵文物汇聚于此，以“萨迦寺的历史”“九州一统”“萨迦寺的文化与艺术”“萨迦寺的珍藏”四个单元，共同讲述西藏萨迦寺的故事及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图为嘉宾参观展览。记者 韩海丹 摄

一场重要会谈为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格局奠定基础

萨迦寺建立于1073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祥地。萨迦派吸收了多民族文化特色，并融汇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精髓，在中华文化艺术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蒙古王子阔端举行“凉州会谈”，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格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元朝忽必烈时期，中央政府建立行政机构，对西藏地方进行直接且有效的治理，开创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明成祖朱棣赐封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继续承认萨迦派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元明时期，萨迦派为推动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现场展出的《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记载了萨迦班智达应邀与阔端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他致信西藏僧俗首领，提出应当“救乱安民、护持佛法”，审时度势地指出归附蒙古乃大势所趋。该文献是说明“凉州会谈”后西藏地方成为元代中央所辖行政区域的重要政治文献。

“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是目前唯一能确认的八思巴用印，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大朝”是指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释教。现场展出的是根据原玉印形质和印文复制的一枚木印，供日常使用。八思巴少年时随叔父赴凉州，后深得忽必烈器重，被封国师、帝师，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元代宫廷的尊崇地位；他创制八思巴文，推动西藏与中央政权的联结，还主持营建了萨迦南寺。

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给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的圣旨，主要内容是明太祖得知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在拉萨北部专心静修，要求地方官民不要打扰。圣旨语言风格具有元代白话特点，反映出明朝立国之初就已经对西藏地方宗教势力有较为深入的接触。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封授斡喃渴烈思巴为辅教王，并遣人前往西藏赐金印并颁发诰书。该诰书以汉藏两种文字写在提花云龙纹五色锦之上，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行使主权的史实。

萨迦寺形成中国藏传佛教独特的文化和艺术

萨迦寺的艺术以绘画、铜造像以及宗教舞蹈最具特色。

其早期绘画风格深受南亚与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其中尼泊尔的影响尤为持久深远；至16世纪，受西藏中部广泛流行的勉唐画派和钦孜画派影响，萨迦寺的绘画风气为之一变，保留传统绘画风格的同时，在新建或改建的殿堂、回廊以及祖师、罗汉等题材绘画上，均以汉藏风格为主。

造像艺术则深受尼泊尔影响，造型厚重，金色明亮，风格繁复细腻。诸佛造像形制高大，菩萨像神态婀娜。现场展出的尼泊尔度母造像颇为华丽，佩戴三叶宝冠、璎珞、臂钏与手镯等华丽饰物，并嵌饰绿松石等宝石，整体姿态呈现典型“三曲式”结构。

每年藏历七月的普巴金刚法会与十一月的大黑天法会，是萨迦寺极具代表性的大型宗教活动。活动现场能看到绘制沙画坛城、制作朵玛、请护法神等，这些活动既蕴含吉祥意义，又传承着文化传统。

展览现场还通过镜面模拟“慧海经山”场景，呈现了萨迦寺内被誉为“雪域敦煌”的经书墙——高约十米，长达六十余米，由各色矿物颜料书写于纸上的经书共有两万余函，历经700余年仍完整如初，故得名“慧海经山”，这些古籍是研究萨迦寺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该展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罗文华向记者表示，此次展览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万法归一”，萨迦寺在13世纪的重要历史关头，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个是“文化与艺术”，萨迦寺有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它极大包容、广泛吸收、不断扬弃，最后创新，形成中国藏传佛教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和文化面貌。

他指出，萨迦派融汇南亚、喜马拉雅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化繁为简；以独特的教法传承、辉煌的文化与艺术成就，滋养了一代代佛学大师，铸就了其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萨迦派的上师们还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作出了卓越贡献，影响深远的“凉州会谈”为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萨迦派在元代以帝师之尊，力推藏传佛教东传、中原文化西播，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此次展览将在故宫博物院午门正殿及东雁翅楼展厅持续展出至5月10日。自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西藏自治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双方在文博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举办了“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等大型展览，并系统推进西藏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与研究等基础工作。(完)(《中国新闻》报 记者 应妮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