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家门，素有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的美誉。翁家真正的发迹，是从翁心存开始的。他曾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最后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成为同治皇帝的读书老师。翁心存育有三子，分别是翁同书、翁同爵与翁同龢。

翁同龢，自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之后，便声名鹊起，直到1898年才回乡。四十余年，他一直在京城任职，先后担任过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重要职务，最终升任总理衙门大臣。他是同治和光绪两朝的帝师，甚至两次担任军机大臣。在清朝汉族官员中，能够入军机大臣的只有三人。可以说，翁家在翁同龢的领导下，达到了辉煌的巅峰。

然而，戊戌政变之后，翁同龢被迫离开京城，辞去职务，回到了常熟。此后，翁家的仕途急剧下滑。尽管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中也考中状元，但由于翁曾源体弱多病，英年早逝，翁家再也未能迎来新的复兴机会。

翁同龢从翰林院出任状元，曾先后担任同治、光绪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甚至进入军机大臣之列，享誉一时，被世人称为状元宰相。然而，尽管拥有如此荣耀的地位，翁同龢却在光绪二十四年因一纸皇命被免职，回到家乡。为了保全家人，他选择并未回到自家的翁氏宅第，而是暂住在寺院。最终，他在虞山西路鹁鸽峰下的祖坟旁修建了几间简陋的小屋，并命名为瓶隐庐，意在表明自己已决定告别官场，过上隐居生活。为什么他选择祖坟附近安家？或许翁氏家族觉得，无法再为国家尽忠，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孝吧？ 那么，为什么翁同龢会突然辞官？史书上对此有诸多记载，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翁同龢支持了公车上书事件。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的导火索，而翁同龢被认为是这封上书能够顺利送到皇帝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康有为曾称翁同龢为维新第一导师。但这种说法并不被普遍信任，后来的资料披露，康有为在海外期间借此大肆宣传自己，实际上他更是为了个人利益游走世界，骗取了不少人的支持和资金。翁同龢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所称那样亲密，反而，翁同龢的日记中曾批评康有为的学说，认为他不靠谱。 其次，翁同龢被认为是支持洋务改革的官员，他与曾纪泽等人关系密切，欣赏张荫桓这样有洋务背景的官员。虽然他并未完全支持维新派的全盘改革，但他主张渐进式改革。在当时的背景下，光绪帝期待更加激进的改革，而翁同龢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显然在改革的推进中成为了阻力。慈禧太后看到了翁同龢的政策推行难度，便决定将他免职，顺便敲打那些年轻有为的官员，如张荫桓。由此看来，翁同龢的罢免，或许并不是因为慈禧对他的嫉恨，而是基于政绩上的考虑。

第三，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也传出了问题。有一说法认为，翁同龢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拒绝拨款给北洋水师购买炮弹，导致日本舰队的入侵时，北洋水师虽有炮台，却无炮弹可用。这一说法显然有些过于牵强，李鸿章在当时的地位和权力远高于翁同龢，且翁同龢并未完全阻止对外的军事投入。

此外，翁同龢的书法才华为世人所称道，许多人争相索求他的字。然而，翁同龢一度对这种频繁的求字表示困扰，有一次，一位京官持团扇上门请字，翁同龢便在扇面上写下山穷水尽四字，暗讽这位官员境况萧条，求字无望。这一事件广为流传，也让翁同龢的形象更加深刻，民众称他为清廉正直的典范。

然而，后来的记载中却揭露了翁同龢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位官员曾通过收集翁同龢自年轻时书写的字，并花费巨资出版一本《翁松禅手札墨迹》，以此送给翁同龢。在翁同龢兴高采烈地支付五两银子购买这本书之后，便成了这名官员获得了木料采购权的关键。此事传到光绪帝耳中，皇帝大为震怒，尽管翁同龢表面上并未接受贿赂，但他的行为仍被视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名利，最终导致他被罢免，回家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