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1年8月20日，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命运的阴影几乎笼罩了这个帝国。那一晚，心急如焚的他终于意识到时日无多，便传旨召集了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决定尽快商讨继承人以及未来政权的安置。最让咸丰担忧的并不是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载淳，正是懿贵妃慈禧所生，早已被定为太子——而是如何安排未来的大政。

载淳年仅六岁，根据清朝的传统，皇帝通常要等到十二岁才能亲政。也就是说，咸丰的儿子将面临六年的过渡期，而这段时间内，皇权的控制极为关键。咸丰深知，在儿子未能完全掌控政权前，他必须为政务安排保驾护航，防止权力旁落于他人。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做出了几项重大安排：

首先，正式册立载淳为太子。接着，他任命了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协助太子治理国家，包括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他们成为了顾命八大臣。此外，他还分别授予慈安皇后和太子载淳特殊的印章——慈安拥有御赏印章，载淳则拥有同道堂印章。这些印章赋予了两宫太后和太子部分行政权力，作为发布政令的象征。而由于载淳年幼，这两枚印章实际由慈禧代管。

咸丰的安排虽看似均衡，但也隐藏着深深的疑虑。他甚至暗中留下了一道密旨，指示慈安若发现慈禧日后行为不端，可按旨令处置。这道密旨清楚表明，若慈禧有任何不轨举动，慈安可以将其除去，权力和信任的界限显而易见。

这一系列的安排背后，实际上是在为三方——八大臣、两宫太后和太子——构筑一种微妙的制衡关系，确保无人能轻易独揽大权，确保载淳能够顺利继位。但这一切的布局还未有时间见效，咸丰便因病昏迷，最终于两日后去世，留下的遗诏也开始在朝中引起风波。

咸丰死后，肃顺迅速意识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需要得到两宫太后的认可，而其中的关键便是得到两宫太后的印章。如果两宫太后有异议，自己的计划便无法实施。为了确保权力不被旁落，肃顺决定挑起两宫太后的矛盾。他以封号为由，将慈禧置于不利位置，不仅未将她与慈安共同尊为皇太后，还剥夺了她在咸丰灵前祭酒的权利，试图激起她们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策略，肃顺希望能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

然而，肃顺低估了慈禧与慈安的智慧。在遭遇冷落和羞辱后，慈禧保持冷静，她很清楚，若此时不与慈安联手，未来的权力将彻底旁落。慈安也感受到了八大臣的威胁，她们明白，这种挑衅已不仅仅是针对慈禧，更是在逼迫慈安屈服。于是，原本只为制衡慈禧的慈安，开始与她站在同一阵线上，决心联手反击八大臣。

然而，肃顺的计划并未如他所愿，因为八大臣的根基极为薄弱。尽管他们表面上集结了宗室、勋贵与朝臣的力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稳固。首先，八大臣中大多数并非宗室中的近支成员，与皇帝的血缘关系相当疏远；其次，缺乏能与内阁大学士抗衡的实际权力，导致他们在朝中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且，除了肃顺外，其余的大臣大多资历尚浅，不足以令朝臣心服口服。最致命的一点是，咸丰没有任命任何一位武将作为托孤大臣，而当时掌握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人未被考虑在内，这也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隐患。

正因为这些疏漏，奕訢得以抓住机会。作为清朝的权臣，他通过化装成萨满与两宫太后秘密商议，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开始准备推翻八大臣的政权。他的行动也没有被慈禧和慈安忽视。在慈禧的支持下，奕訢成功通过合纵连横的手段，联合了朝中一批元老，并通过董元醇等人递交奏章，提出了对八大臣的挑战。这一举动迅速激起了朝中权力的波动。

随着权力逐步倾斜，胜保、僧格林沁等人也站在了两宫太后的一边，八大臣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最终，在慈禧和慈安的巧妙布局下，八大臣的权力彻底崩塌。11月3日，清朝的政权结构发生了彻底变化，奕訢被任命为新的执政官，掌控了朝政。

八大臣最终遭到清算，肃顺和载垣等人相继被逮捕，经过一番宫廷斗争后，政权的更替终于完成。两宫太后与奕訢的合力，成功推翻了咸丰所安排的顾命大臣，确立了新一代的权力结构。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在清朝的历史上，这场权力斗争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