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举群体的出现，必然与其所在朝代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乾隆朝翻译进士群体的诞生，与该时期翻译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乾隆朝特有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 因此，要深入研究乾隆朝的翻译进士群体，首先需要了解翻译科举制度在清代的发展历程、设立背景及其在乾隆朝的具体情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翻译科举制度为何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更能帮助我们看清翻译进士群体如何在乾隆与嘉庆年间扮演重要角色，并在这些时期发挥关键作用。

清代翻译进士群体依托于清代翻译科举考试制度而存在，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渐消亡，翻译进士群体也随之解体。为了全面了解乾隆朝这一特殊的科举群体，必须对科举考试制度有足够的了解，清楚其起源与发展，从而更好地理解该群体的形成及其独特性。 清代的翻译科并非一开始就有，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金朝的女真进士科及元代的蒙古学教育。

**金朝的女真进士科** 女真进士科是金代的一项重要科举考试内容，设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这一制度的出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首先，金世宗即位后，实施了宽松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国力逐渐稳固，社会安定。这一政治环境为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女真文字的创造与推广，也为女真进士科的出现打下了文化基础。据史料记载，金初尚用契丹字，至金太祖始制女真字颁行天下，这为女真进士科的设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支持。 金世宗统治期间，社会经济发展，金朝政府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朝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并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举行了首次考试，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女真人才。考试内容包括策论、诗文等，采用女真文字，考试方式与汉族进士科考试类似。

随着时间推移，金朝逐渐放宽了对参与考试者的限制，最初仅限女真人参加，后来，其他民族的人也能参与其中。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金朝颁布法令，允许所有人参加进士考试。 金朝的女真进士科在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为金朝巩固统治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后来的清代满洲翻译科考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元代的蒙古学** 元代的蒙古学则是专门用于教授蒙古语言和文字的学科，其设立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需求紧密相关。

一方面，元世祖创制并推广了新的蒙古文字，因应这一变化，开设了专门的蒙古学教育机构，旨在提升官员及士子的蒙古文字水平，便于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元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蒙古、色目人管理汉族地区，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地区的汉族民众，必须开展蒙古语言的学习与普及。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元朝设立了蒙古学，并制定了相关的教材和考试内容。 《通鉴节要》成为蒙古学的主要教材，考试内容则包括对蒙古文的掌握、策论等，选拔出的人员不仅精通蒙古语言，还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与行政能力。这一制度为清代的蒙古翻译科考试提供了经验和范本。

**顺治时期的翻译科举** 清代的翻译科并非一开始就设立，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顺治时期，清朝初期的科举考试对翻译科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关后，满洲统治者开始着手建立与汉族社会的联系。顺治帝即位后，意识到要巩固统治，必须提高满洲官员的文化水平，因此决定开设科举考试，吸引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加入。然而，在顺治初期，八旗子弟并未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原因在于满洲贵族重视骑射，担心科举的推广会导致骑射技能的丧失。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八旗子弟才被允许参加八旗科举考试。 这项考试内容包括满洲、蒙古语言的翻译，考试形式与汉族的科举类似。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尚未完全形成完善的翻译科制度，但它为后来的翻译科设立奠定了基础。 **康熙时期的翻译科举** 康熙帝继位后，继续推行科举考试改革，特别是针对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问题，康熙帝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康熙二年（1663年），清朝举行了首科八旗乡试，允许八旗子弟参加此次科举。 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八旗科举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试内容不再局限于满洲与蒙古语言，而是允许考生考试汉文，并开设了全新的考试形式。康熙八年（1669年），继续举行八旗乡、会试，选拔出大量的优秀士子，为清代翻译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康熙帝时期的八旗科举制度并未持续稳定。由于战乱频发，康熙十五年（1676年）停止了科举考试，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才恢复。然而，随着战争逐渐平息，清朝的科举考试逐渐恢复，并不再与翻译科的选拔有太多联系。 以上几个时期的翻译科举制度，最终为清代的翻译进士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满洲、蒙古、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为清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