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6年11月1日，西南联大解散半年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在北平重聚，为“联大九年”举行最后一次校庆纪念。作者袁帆悉心梳理考证当年报刊史料，以1946年《华北日报》的纪实报道为线索，生动还原了这场鲜为人知的历史聚首。梅贻琦、胡适、黄钰生等联大先贤的致辞与感言，既是对“刚毅坚卓”精神的集体致敬，亦为后世留下了理解“联合精神”的珍贵注脚。谨以此文，致敬那段如云如海如山的岁月。

文/袁 帆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宣布复员，此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组织北归，经过半年多的辗转腾挪，终于回到平津校园。1946年10月10日，三校正式宣布复课。

联大九年的历史结束了，但联大三校师生对昆明时期的感情不减。就在复课后不久的11月1日，三校依然遵照既有传统，在北平举办了联大九周年校庆。有关这次纪念活动情况，以往只见诸于零星的回忆之中，但详情则不甚了了。

《华北日报》截图（1946年11月2日）

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大量1946年的报刊，终于在1946年11月2日的《华北日报》中找到了一篇比较详尽的纪实报道《西南联大昨日校庆》，还有其他刊物的零散报道，这些新闻史料为我们在80年后了解这次纪念活动找到了依据。

一、北大四院被选择为纪念活动举办地

这次的纪念活动是由北大主办，地点被选择在北平国会街的北大第四院。

男女学生在北大四院大门前留影

历史上的北京大学在1952年以前是没有一个集中校区的，曾有“六个学院，八个地方”的戏称，其主要部分一院、二院、三院都坐落于景山附近的沙滩、北河沿一带。而四院则是北大在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原北平大学法学院的校舍，位于宣武门内的国会街26号（现址：佟麟阁路62号）,当时主要安排北大先修班，后作为文、法学院一年级驻地。

北大四院平面图

北大四院有个大礼堂，原为建于1913年的民国“国会议场”。如今四院校舍虽然历经变动，但大礼堂依然完整，因为那里是见证北洋政府时期风云变幻的文物建筑，故于2006年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大四院大礼堂现状

大礼堂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上千人集会，所以北大于抗战结束后的首个开学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北大四院处于市区内，选择其大礼堂作为联大校庆纪念活动主会场再合适不过。

大礼堂内景（北洋政府时期老照片）

二、纪念活动的参加人

此次纪念活动汇集了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方代表，以及三校师生。作为东道主，北大校长胡适于上午10时就与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雪屏同车而至。紧接其后的是从天津赶来的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以及同学代表5人。清华参会同学约有400人，由校长梅贻琦带队，因为需要从清华园车站乘坐火车到西直门再转道而来，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于10时30分才抵达会场。

根据有关史料分析，各校参加活动的还有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闻家驷等一众“联大教授”。

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吴晗、闻家驷（自左向右）

三、纪念活动的主题依然是“联合”

在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三所历史各异，风格不同的大学在前后近九年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不抛弃、不放弃，将一所联合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最终坚持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日。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非一句话能概括，但三校各自优良传统经过多重耦合后形成的“联大传统”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这个传统被联大人概括为充满“诗意”的名句“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查良钊手书（1966/1/23）

正是怀着对联大岁月的无尽恋眷，三校师生在联大宣布解散后仅仅半年，就急切地在北平再聚首，抓住纪念联大校庆的机会，向“如云的清华智慧,如海的北大宽和,如山的南开坚定”表达由衷的推崇，向“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致敬。这种心愿在清华、南开、北大三位领导人的致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梅校长：本合作精神努力

纪念大会在10时50分开始，首先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作主旨演讲，作为主持联大事务时间最长的常委，这个安排自然合适。他的演讲主题可以归纳为联大八年最为强调的“合作的精神，联合的成果”。

梅校长的演讲开场白是，“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在这欢聚的时刻，梅校长首先想到了当天没有到场的联大领导人，他们是联大的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傅斯年，还有留在昆明的师长们，其中尤其是担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的原联大训导长查良钊。

然后，梅校长特别念及联大期间从军的千余名师生，“我愿意从军的师生欢欢喜喜地到来”。而想起那些为了国家而牺牲了的师生们，“还有胜利后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更给这个本应愉悦的场合带来了因为“情感的压抑”而产生的伤感。

梅贻琦（1889-1962）

梅校长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应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成果，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站在1946年11月1日的时点上，回望联大的九年，步步艰辛的过往还历历在目，三校之间有差异有矛盾，但都被智慧与宽容化解；战争环境险象环生，但都被执着与担当战胜。究其原因，梅校长总结道，“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还有就是因为三校在“人事上有‘通家’的关系”。

梅校长在这里引用了成语“通家之好”的概念，借以说明三校之间在人事方面的天然联系是联大成功的独特因素，“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虽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

事实上，正因为有类似的种种“亲情”加持，三校师生更容易将联大当作自己的“大家”，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为了联大的存续而付出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前排：黄师岳（右4），梅贻琦（右3），蒋梦麟（左3），黄钰生（左1）

梅校长对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这段联大初创期的情形，叙述很多，还说到胡适不仅曾提议“临大”设在长沙，于离国赴美途中还“去长沙逗留半小时”，感念其关切之意自不待言。

关于当初由长沙迁昆明的决定，梅校长特别强调，是“联大选择了昆明”；“是为了西南的交通，滇越路，滇缅公路可以运图书仪器，以为补充”，而没有“为安全而去西藏，避炸弹而去喜马拉雅山”。

在全面战争的复杂局势中，虽然迁到昆明，也“不是没有危险，一度敌人抵贵阳，同人们仍冒危险而努力”。即使在1945年8月“听到胜利的消息，又等了一年”，直到1946年“三四月间陆续返平，七月底最后一批学生坐了难民车，经三个月工夫”，联大三校方才全部复员回到平津。

梅校长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再一次将在场师生带回到联大九年的艰难岁月，他最后总结道，“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九年来，可以说在勉强的情形下，有着勉强的结果”。“勉强的结果”是迄今为止可以听到的对联大历史的又一种冷静的评价，既承认种种“不尽人意”的客观事实，也将联大取得的成就公允评价，何时听来皆令人为之深思。最后，梅校长还是回到主题，以希望三校“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了三十分钟的精彩演讲。

（二）黄钰生：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第二位演讲者是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他代表的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张校长1946年有大半年时间都在国外治病疗养与考察，11月1日还在美国，直至12月18日方才乘轮船回到上海。

黄钰生（1898-1990）

说起黄钰生，他本人就是典型的“通家之好”的代表之一，南开学校毕业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学成后归国即到南开，此后一直作为张校长的得力助手参与南开校务。1937年9月16日长沙临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开始，黄钰生就是代表张伯苓出席；1938年2月临大迁往昆明，他又作为校方代表负责“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工作；西南联大诞生后，他担纲校舍委员会，为学校征地建设校舍任劳任怨；之后还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可以说他也是联大历史主要的全程参与者与见证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又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全面负责在天津的复校事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由黄钰生代表南开讲话都是实至名归的。而黄秘书长的致辞一改“严肃”“规范”的程式，以一种“轻松”“自然”的风格，直接从梅校长的演讲过渡到自己的表述，他说，“梅校长清癯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和‘Dry Humor’（冷幽默）的谈吐，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

西南联大校址位置示意图

他在这里所说的“昆明大西门外”，一般人不好理解，实际上是在追述联大期间开办“师范学院”的校址，起初是借用大西门外的昆华中学校舍的史实。梅校长曾在那里的草坪上与学生见面、讲话，其风格想必与纪念会这一天极其相似，这才勾起了黄先生的联想。

其实，黄先生提到“大西门外”，或许还与梅校长缅怀“胜利后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有同一层意思，因为联大师范学院也是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地之一，联大四烈士中，除了“于再”是牺牲在联大主校区外，另外三人“潘琰、李鲁连、张华昌”都是在师范学院校区遇难。这段惨痛历史对联大师生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黄先生还回忆起1937年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情形，尤其是从长沙迁到昆明的难忘历程，那时他和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师与步行团的学生们一起步行六十余天，行程三千五百里。

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辅导教师合影（立者左4:黄钰生）

他还谈到一段轶事，1940年开始，敌机不断轰炸昆明，联大校方曾为再次迁移做准备，派他赴川贵各地考察寻觅新校址。他却“发现四川的滑杆有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既将考察的辛苦一带而过，又有很强的代入感，让听众在不断的大笑中再次知道联大的种种“不易”。

黄先生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希望三校师生复校以后重新调整心情，回到大学应有的教育之路上，“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三）胡适：只有合作才会有办法

抗战期间，胡适1937年9月26日抵达美国，战后的1946年7月4日回到上海。起初，胡适是受国民政府委派，以民间人士身份在美开展抗战宣介活动的，对象多为学校和文化学术机构，以及中国旅美学人、留美学生和侨界人士等。之后于1938年9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正式以官方身份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看上去整个西南联大续存期中他都不在中国，但他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却不可分割。

1937年7月28日，当胡适与梅贻琦开完“庐山谈话会”一起回到南京后，针对京津沦陷后的局势，与当局共同探讨了战时如何继续大学教育问题。最后教育部采纳胡适建议，决定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即之后的长沙临时大学）。

胡适（右2）与梅贻琦（左2）乘水上飞机到南京（1937年7月28日）

8月30日，胡适就长沙临大筹建事致函张伯苓、梅贻琦两位校长，诚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结尾处写到：“我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邻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规避之咎，死罪死罪，千乞原谅。”（原函存清华大学档案馆）这段话足以将胡适没有直接到长沙参加临时大学筹建的原因交代清楚了。

9月13日，他由南京启程赴美，当飞机经停长沙时，还在机场与梅贻琦校长会面，而彼时长沙临大已开始筹建工作。

1938年1月20日，虽然胡适还在美国，但长沙临大仍然聘任他为文学院长。西南联大初到云南，文学院设在蒙自，在单独设立的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中，也给胡适保留了委员的位置。后来在确定他不能履新后，才由冯友兰担任文学院院长，由此可见联大对胡适的重视程度。

胡适（1891-1962）

虽然胡适并未在西南联大实际上过课，但他的著作却曾被包含在联大的文科教学体系中。在2022年编纂的《西南联大通识课》（丛书）中，胡适的多部著作在列。在文学部分，有他的《曹门三父子与建安文学》《元稹 白居易》《水浒传》《西游记》；在历史部分，有他的《书院制史略》；在哲学部分，有他的《哲学概说》《诸子哲学》。这就说明，尽管那些年他人不在昆明，但他的著作仍是联大文科学生的必读物，影响力丝毫未减。

在纪念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北大校长胡适最后讲话。由于他是10月30日才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又受了风寒，“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当年在昆明，北大在联大期间实际任事的是杨振声（1890-1956）和汤用彤（1893-1964），胡适因此先说“应该是他们二位出席大会”，谦称自己为“客人”，同时又说“不敢以客人自居”，因为“临时大学在长沙的举办是我（胡适）首先提议，我是创办人之一”。

胡适还表达了一层意思，即：联大期间他尽管在国外，却仍然为联大着想。他明确地说，“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联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胡适谈到湘黔滇旅行团，“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遥的教授们表示崇敬”。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左）校训（右）

胡适对梅校长所言之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颇为赞同。他举例说，“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老太师’了”。

胡适最后特别强调，就在此前不久的一天，他在和梅校长与陈岱孙的访唔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休戚相关”，由此认为联大九年的合作，九年的流亡，带来的启示就是，“只有合作才会有办法”。

四、教授们的声音

据统计，西南联大的九年间，总共聘请过179位教授。在联大历史上，教授群体的作用举足轻重。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多位教授通过不同形式发表了感想与意见，媒体称“都非常感人而切中时弊”。

例如，外文系教授冯至（1905-1993）说，“德国称学校同学为‘康敏密里多’（Kommilitone），有共同奋斗之意”。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恐同学们到了北平“躺平”，把奋斗松懈下去，所以又引了浮士德的话加以强调，说，“躺在软床上，我的灵魂怕要出卖给魔鬼”。

冯至（字：承植，左为其昆明身份证明书）

政治学系教授吴之椿（1894-1971）说，“要把联大精神保持到将来……‘联’字盛行世界，如联合政府，联合国大会，但未有如西南联大合作八年的好榜样，联大八年不只是学术上的合作，实在是民族国家个人忘我的合作”。

闻一多胞弟闻家驷教授（1905-1997）更说得沉痛，他说，“我们复员成功了，但是‘一二一惨案’‘七一五’血案的同学们和闻一多，没有了复员的权利，而且被剥夺活在世界上的权利，我们欠了死人的债，因为他们的死是思想言论自由受迫害的具体表现。我不主张报复，但是这种残酷的人类前途必须终止，我们要还债，死人的债是欠不得的，我不是由于兄弟手足之情来呼号，作一个公民为人的将来想，我们不要忘却”。

这些声音反映出80年前联大教授们的心声，但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意味深远。

五、翻开历史又一页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是亲历者们对中国教育史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纪念，显示出他们希望继续保持联大“合作精神”的愿望，同时也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愿望终究还是被内战全面爆发所击破，“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无可回避的严峻问题。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1948年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等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随之而来的“学潮”成为各大学当局需要谨慎处理的重中之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再不可能有理想中的“步调一致”，继联大九周年校庆之后，这一仪式从此再无如此正式的续写。

不过，在此期间，还有一次值得铭记的“联大聚会”，即1947年4月27日的清华建校36周年校庆。那是清华复员后的第一次校庆，作为清华校友的北大校长胡适，南开秘书长黄钰生，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都聚到清华园，与梅贻琦校长和清华师生共庆佳节，同时再续西南联大之友谊。感谢当时的清华社会学系学生张祖道（1922-2014），为这次“联大四校”校长在清华园聚首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虽然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结束的“绝影”，但留给后人的无限回味却为联大“合作精神”的再传承留下了永不熄灭的火种。

自左向右：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张祖道摄于1947/4/27）

这颗火种几乎被深埋了半个世纪，当中国终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在后辈有识之士的探索、挖掘下重被珍视，从当事人的记忆中再一次被唤醒，被点燃，最终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不竭动能，迸发出巨大的影响力。

六、结语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的这段经典名句，高度概括了当年西南联大“联合”的真谛，也为今天乃至今后更多学校的“联合”，更多文化的“融合”指明了方向！

三校重走西南联大路到达昆明（2024/11/1）

2024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友会联合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以每年组织三校校友完成一次从长沙到昆明的“重走联大路”活动，体验“联大九年”的艰辛，庚续“刚毅坚卓”的联大传统，并且已经成功完成了“2024”“2025”两次重走活动。这项活动有一项特别安排，就是到达昆明的那天一定是“11月1日”，即“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这让联大前辈们可以感到欣慰：1946年的联大九周年校庆终于不再是历史的“句号”！新时代的“联大四校”——北大、清华、南开、云师大——将会永远纪念“11月1日”这个光荣的日子……

（2025/10/29初撰，2026/2/20定稿）

作者简介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5级学员、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