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时期以来，由于广东的民风彪悍、宗族观念浓厚以及经济的富庶，社会治安一直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民众时常对抗官府，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事件。而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使得社会转型愈加剧烈，随之而来的阶级与社会矛盾也急剧加剧，最终导致了如太平天国运动等大规模动乱，甚至波及广东的半个地区。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让广东的社会秩序更显松散，治安问题愈发难以控制。

在杜凤治抵达广东的同治初年，尽管太平天国的大乱过后社会得到了短暂的安定，但这一时期的广东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乱象频发的治安局面。社会上，盗匪、抢劫案件依旧屡见不鲜。杜凤治在任南海知县期间曾在日记中记录到，每个月因抢劫和拐卖案件而被处决的犯人常达百人之多，而这些案件处理过程往往简单且迅速，经常是当场正法。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广东的抢劫与拐卖案件，一经审讯清楚，臬台过堂，即使定罪之后被弃市，每月处理此类案件数次，甚至多至百余人；办得越严，作案者反而越多。有几次，他甚至记下了某些被处决的犯人在临终时大喊：十八岁后又一少年好汉，这样的场景透露出社会的动荡与无奈。

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广泛的社会动乱莫过于粤西土客大械斗，这场械斗始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直至1867年才告一段落，历时超过十年。起初，这场斗争由洪兵起义引发，参与者大多是讲四邑话的土著，为了对抗洪兵，官府便组织了客籍士绅的团练，展开打击。然而，广东粤西各地土客矛盾由来已久，加之官府的干预与挑拨，原本的矛盾愈发激化。即使洪兵被消灭，土客之间的械斗并未停止，反而因各方势力的介入而升级。械斗蔓延至恩平、开平、鹤山、新宁、高明、阳春等十几个县，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村庄被焚毁，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直到同治五年，蒋益澧上任巡抚，才亲自出马，通过军事、政治及经济手段，才终于平息了这一动乱。这场大规模的械斗，被学者称作被遗忘的战争，因为它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死亡人数之多，足以与其他历史战争媲美。

除了土客械斗，广东的治安问题还体现在有组织犯罪的泛滥，特别是盗匪团伙的横行。这些团伙往往以财物和雇佣为目的，甚至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犯罪网络。杜凤治初到广宁时，便遇到了两个强大的盗匪团伙，其中一个由谢单支手领导，他因一只手被枪伤而出名，手下有二百余名匪徒，长期在当地横行霸道。另一个团伙由黄亚水二领导，规模稍大，背后有宗族、士绅和一些官员的支持，他们不仅互相斗争，还时常进行勒索、赌博、抢劫和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杜凤治在总督署武将郑绍忠的帮助下，采用聚者即为匪、散者即为民的策略，通过施压士绅，逐步瓦解这两个团伙。最终，黄亚水二团伙先被招安，谢单支手团伙也被彻底捣毁。

然而，广东的治安问题并非仅限于盗匪和宗族冲突。杜凤治曾在同治八九年间担任潮阳县催征欠粮工作时，亲眼目睹了当地极为强悍的民风。当地各村团结成伙，不仅自保，还通过抢劫财物为生。治安恶劣的情况比起其他地区尤为严重，任何有点资产的人，稍不留神便可能被其他乡里的仇人抓走，轻则勒索赎金，重则丧命。当地的乡寨修筑了坚固的城墙，甚至有些炮弹都难以攻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乡人往往采取武力抗官，甚至多年来不向官府缴纳税粮。官府若想催征，必须雇佣数百名勇士，村民则以枪炮抵抗，结果往往是官府无法征税，最后只能放弃。

在广东，反抗官府的事件时有发生，且愈加激烈。一次，县丞沈雨香奉命前往廉州捉拿鸦片走私团伙，途中被私枭开炮袭击，整船人员几乎全被俘。书差与丁勇等人被开膛破肚，沈雨香本人被吊在竹竿上等待死去。就在他将死未死时，县官和士绅纷纷向匪徒求情：若官员不死，事情还可轻缓处理；若他死了，事态必会大乱。然而，匪徒不肯放过沈雨香，最终他活活死于竹竿之上。 杜凤治的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盗匪使用洋枪的情况。在他任职期间，多次记录到盗匪使用西洋枪械进行作案。比如同治八年，在广宁围捕盗匪黎亚林时，因匪徒持有洋枪，官兵根本无法接近。其他诸如绸布铺抢案、银号劫案等，都涉及到盗匪使用洋枪，甚至在一些案件中，盗匪的装备竟比政府官员还要精良。杜凤治的日记中提到，当时大部分清军依旧使用冷兵器，而盗匪的武器装备已是相当先进，足见广东盗匪的势力之强大。 对于广东治安乱象的原因，杜凤治也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日记中，他指出，广东人口过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广东虽富庶，但风气奢靡，男女贪玩嬉游，少有正业，娼赌盛行，生育过多，父兄管束不严，社会风气浮躁，迟早会出大事。他甚至预言：广东若不改，十年之内必将大变。这预言似乎揭示了历史的宿命，因为在他任职期间，广东便涌现出一位推翻清朝的伟人，而民国时期的大革命运动也在广东风起云涌。这种历史的讽刺性，似乎是冥冥中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