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六月六日（1916年6月6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一场突如其来的尿毒症，终结了袁世凯五十八岁的生命。这位出身河南项城地主家庭的乱世枭雄，在晚清与民国交替的历史漩涡中，上演了一场从落魄子弟到权力巅峰、再从巅峰跌落谷底的人生闹剧。他曾是晚清重臣，督办新军、推行新政，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他曾是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逼迫清帝退位、结束帝制，推动中国走向共和；但他最终抵不住权力的诱惑，复辟帝制、登基称帝，沦为千古罪人，在众叛亲离、唾骂声中黯然落幕。

与孙中山“天下为公、鞠躬尽瘁”的革命初心不同，与黄兴“铁血实干、淡泊名利”的担当不同，袁世凯的一生，自始至终都缠绕着“野心”与“务实”、“功绩”与“罪孽”。他并非科班出身，未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却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圆滑的处世之道与精准的政治判断力，从一个被科举淘汰的落魄地主子弟，一步步跻身晚清权力中枢，成为手握重兵的北洋军阀领袖，最终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他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推行的诸多新政，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野心勃勃、权欲熏心，为了追逐权力，不惜背叛清廷、背弃共和，出卖国家利益，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后世对袁世凯的评价，历来两极分化、褒贬不一，至今仍争论不休。有人称赞他“治世之能臣”，认为他督办新军、废除科举、发展实业、推动立宪，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痛斥他“乱世之奸雄”，指责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利益，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事实上，袁世凯的一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沉浮，而是与晚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动荡紧密相连。他的功与过、荣与辱、野心与务实，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解读袁世凯，便是解读中国近代社会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解读一位乱世枭雄在权力博弈中的挣扎与沉沦，解读近代中国在转型期的迷茫与探索。

《清史稿·袁世凯传》载：“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嗣父保庆，淮军统领。世凯少负志略，好读兵书，不喜章句。光绪七年，投庆军统领吴长庆，从至朝鲜，有功，累迁至道员。甲午战后，督办新军，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起，授内阁总理大臣，迫清帝退位，遂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四年，复辟帝制，改元洪宪，次年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旋病逝。”短短数语，勾勒出他一生的轮廓，却道不尽其中的复杂与争议、荣耀与耻辱。这位从河南项城走出的乱世枭雄，用五十八岁的生命，书写了一段交织着功绩与罪孽、野心与遗憾、荣耀与耻辱的人生史诗，其功过是非，穿越百年风雨，依旧值得后世深入探讨与反思。

第一章 寒微起身：从落魄子弟到朝鲜功臣的发迹之路

咸丰九年（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袁寨一个地主官僚家庭。袁家世代为官，曾祖父袁耀东曾为庠生，祖父袁树三曾任陈留县训导，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捐过同知衔，在当地颇有威望，家中拥有大量田产，家境优渥。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四子，自幼过继给无子的叔父袁保庆为子，深受袁保庆夫妇的疼爱与器重，自幼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彼时的晚清，早已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息，捻军起义余波未消，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不断侵略中国，清政府腐朽没落，国力日益衰弱，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袁家所在的项城，虽地处内陆，却也深受乱世影响，苛捐杂税繁重，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都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埋下了对权力的渴望与对乱世的警醒。

优越的家庭环境，让袁世凯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家中请了名师，教他读书识字、研习经史子集。嗣父袁保庆一生投身军旅，曾任淮军统领，深受淮军首领李鸿章的器重，他希望袁世凯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要么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光宗耀祖；要么投身军营，建功立业、执掌兵权。因此，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教育十分严格，不仅要求他苦读诗书，还亲自教他骑马射箭、研习兵书，培养他的军事素养与领导能力。

但袁世凯自幼性情顽劣、不喜章句，对枯燥乏味的科举制度毫无兴趣，反而痴迷于兵书战策，常常研读《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对军事战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与过人的天赋。他曾对人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年少的袁世凯，早已不甘于局限在书斋之中，心中怀揣着建功立业、执掌兵权的远大抱负，渴望走出项城，看看外面的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袁世凯自幼便刻苦练习武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同时，他性格圆滑、善于交际，为人豪爽、重情重义，喜欢结交朋友，无论是文人墨客、官员子弟，还是江湖豪杰、市井无赖，他都能与之相处融洽，在同龄人中颇有威望。但由于他不喜欢科举，心思不在经史子集上，多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未能考取功名，这让对他寄予厚望的袁保庆十分失望，也让袁世凯自己陷入了迷茫之中——空有一身抱负，却苦于没有施展的机会。

光绪三年（1877年），袁保庆病逝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护送叔父灵柩返回河南项城，此后便一直闲居家中，无所事事。此时的袁世凯，年仅十八岁，虽然心怀抱负，却苦于没有机会，只能在老家消磨时光，偶尔与朋友饮酒作乐、谈论天下大势，心中满是不甘与迷茫。后来，他前往北京，投奔叔父袁保恒（时任户部左侍郎），希望能够得到叔父的引荐，找到一份合适的差事，施展自己的抱负。

袁保恒十分看重袁世凯，认为他天资聪颖、胆识过人，性格圆滑、善于交际，将来必成大器，便将他留在身边，悉心教导，让他学习官场礼仪、处理政务的方法，跟随自己处理户部的相关事务。在袁保恒的悉心教导下，袁世凯逐渐褪去了少年的顽劣，变得沉稳干练、精明圆滑，也学到了许多官场的生存之道与处事技巧。他跟随袁保恒处理政务，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也结识了许多朝廷官员，为日后的发迹奠定了一定的人脉基础。

但好景不长，光绪五年（1879年），袁保恒病逝于任上，袁世凯再次失去了依靠，只能再次返回河南项城，继续过着闲居的生活。闲居家中的袁世凯，并未放弃自己的抱负，他依旧苦读兵书，关注天下大势，密切关注着晚清的局势变化，等待着实现抱负的机会。他深知，乱世出英雄，只有抓住时机，才能脱颖而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执掌兵权的理想。

光绪七年（1881年），袁世凯得知，淮军统领吴长庆（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正在山东登州招募士兵，准备前往朝鲜平定内乱。袁世凯认为，这是自己投身军营、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便毅然告别家人，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成为淮军的一员。由于袁世凯是袁保庆的嗣子，再加上他谈吐不凡、胆识过人，很快就得到了吴长庆的赏识与器重，被安排在营中担任幕僚，协助处理军营的日常事务。

投奔吴长庆后，袁世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干练利落的作风，以及对军事战术的精通，迅速在淮军中崭露头角。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每次训练都冲锋在前，刻苦钻研军事战术，迅速掌握了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方法，从普通幕僚逐步晋升为营务处帮办，协助吴长庆处理军营的训练、军纪等事务。吴长庆对他十分器重，称赞他“胆识过人、精明强干，可堪大用”，多次委以重任，将重要的事务交给她处理。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朝鲜国王李熙被乱兵围困，王宫被攻占，朝鲜局势陷入混乱，被迫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遣吴长庆率领淮军前往朝鲜，平定内乱，袁世凯跟随吴长庆一同前往朝鲜。这是袁世凯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对外事务，对于他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也是他发迹的开端。

抵达朝鲜后，袁世凯表现十分出色。他主动向吴长庆请战，率领清军，迅速出击，奋勇杀敌，凭借着精准的军事指挥与过人的胆识，很快就平定了内乱，解救了朝鲜国王李熙，收复了王宫。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袁世凯沉着冷静、指挥有方，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应变能力，不仅得到了吴长庆的进一步器重，也得到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赏识与信任。朝鲜国王李熙多次召见袁世凯，对他大加赞赏，还授予他朝鲜官职，希望他能够留在朝鲜，协助自己治理国家。

平定“壬午兵变”后，吴长庆率领部分清军返回中国，留下袁世凯率领一部分清军，驻守朝鲜，协助朝鲜国王整顿吏治、训练军队、推行新政。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凭借着过人的才干与圆滑的处世之道，很快就赢得了朝鲜朝野上下的认可与信任。他协助朝鲜国王，整顿朝纲、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农业与工商业、建立新式军队，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得到了朝鲜官员与百姓的爱戴。

同时，袁世凯还积极维护清政府在朝鲜的利益，遏制日本与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扩张。彼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益强盛，早已觊觎朝鲜多时，试图将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俄国也不甘示弱，不断向朝鲜渗透势力，争夺在朝鲜的利益。袁世凯深知，朝鲜的局势，关乎清政府的边疆安全，关乎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因此，他始终坚守岗位，与日本、俄国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多次挫败日本与俄国的阴谋，捍卫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利益，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认可。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朝鲜政权，企图建立亲日政府，脱离清政府的控制。袁世凯得知消息后，当机立断，没有等待清政府的指令，立即率领清军，出兵镇压，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与清军的强大战斗力，迅速平定了政变，粉碎了日本的阴谋，保住了清政府在朝鲜的控制权，处死了多名开化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

平定“甲申政变”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负责清政府在朝鲜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交、通商、军事等，实际上成为了朝鲜的“太上皇”。此时的袁世凯，年仅二十五岁，却已经手握重权，在朝鲜声名显赫，成为了清政府在朝鲜的核心人物。他在朝鲜期间，继续推行新政，协助朝鲜国王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同时，加强与清政府的联系，及时向清政府汇报朝鲜的局势，为清政府制定对朝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袁世凯在朝鲜驻守了十二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淮军将领，逐渐成长为一位手握重权、声名显赫的重臣。他在朝鲜的十二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与政治经验，也结识了许多朝廷重臣，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基础，更培养了自己的野心与权力欲。他深知，权力是最好的武器，只有手握重权，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才能在这个乱世之中，站稳脚跟，掌控自己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深知朝鲜局势危急，日本野心勃勃，清军实力不足，难以与之抗衡，便以养病为由，请求返回中国，结束了自己在朝鲜的十二年生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第二章 手握重兵：从督办新军到北洋领袖的崛起之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袁世凯返回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前夕，清政府腐朽没落，军队战斗力低下，军备废弛，面对日本的挑衅，束手无策，朝野上下一片恐慌。袁世凯返回中国后，凭借着自己在朝鲜的功绩与威望，很快就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被任命为浙江温处道，协助处理地方政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地方官职，他深知，清军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只有建立一支新式军队，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才能实现自己执掌兵权、建功立业的抱负。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最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让清政府的统治，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重。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旧式军队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必须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与军事制度，才能抵御列强的入侵，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督办新军，培养新式军事人才，袁世凯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向清政府上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建立新式军队的合理化建议，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军事理念与训练方法，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督办新建陆军”，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这是袁世凯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建立自己军事势力的开端。袁世凯深知，训练新军，是自己手握兵权、实现野心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新军的训练之中。他借鉴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军纪与训练制度，规范新军的管理与训练，力求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劲、纪律严明的新式军队。

在新军的组建与训练过程中，袁世凯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他亲自选拔优秀的士兵，注重士兵的素质与能力，要求士兵必须身体健康、识字断句，能够熟练掌握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战术，淘汰了大量老弱病残、素质低下的士兵。同时，他还积极招募优秀的军事人才，邀请西方军事教官，前来授课，传授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作战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北洋军阀的骨干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这些人，始终追随袁世凯，唯他马首是瞻，成为他手握重兵、掌控权力的重要支柱，被称为“北洋三杰”。袁世凯对这些将领十分器重，悉心培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北洋军事集团，这一集团，后来成为了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在新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天都亲自前往军营，查看士兵的训练情况，与士兵们一起训练、一起生活，从不摆官架子，深受士兵们的爱戴与敬重。他爱兵如子，关心士兵们的生活，帮助士兵们解决实际困难，士兵们有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士兵们生病，他亲自探望、悉心照料；士兵们在训练中受伤，他亲自慰问、给予鼓励，还会拿出自己的俸禄，补贴士兵的生活。同时，他对军纪的执行极为严格，严禁士兵欺压百姓、克扣军饷，一旦发现违规违纪行为，无论职位高低，均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有一次，一名军官因克扣士兵军饷被举报，袁世凯查实后，当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此举极大地震慑了全军，让新军形成了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良好风气。

为了提升新军的战斗力，袁世凯不仅注重士兵的训练与纪律，还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更新与完善。他积极向清政府上书，请求拨款购置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步枪、火炮、机枪等，同时建立了专门的军火仓库，规范武器的管理与使用，确保新军能够拥有充足的装备保障。在他的努力下，小站新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成为当时清军之中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此外，袁世凯还十分注重军事教育的开展，在新军中设立了军事学堂，选拔优秀的士兵进入学堂学习，系统传授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战术，培养士兵的军事素养与指挥能力，为北洋军事集团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军事人才。

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凭借着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与治军之道，不仅打造出了一支战斗力强劲的新式军队，更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北洋势力。他深知，想要在晚清的权力格局中站稳脚跟，仅仅手握兵权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与赏识。因此，他凭借着圆滑的处世之道，积极联络朝廷中的实力派官员，尤其是得到了李鸿章、荣禄等重臣的器重与扶持。李鸿章十分赏识袁世凯的才干与胆识，认为他是挽救晚清危局的可用之才，多次在朝廷中举荐袁世凯，为他的晋升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荣禄作为晚清的实权人物，手握重兵，袁世凯主动向其靠拢，悉心巴结，逐渐获得了荣禄的信任与重用，成为荣禄的心腹重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新政，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发展实业，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变法期间，维新派人士深知袁世凯手握新军，且思想较为开明，便主动联络袁世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借助新军的力量，推动变法的实施，甚至计划借助新军除掉荣禄等守旧派官员，确保变法能够顺利进行。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暗中却早已洞察到变法的危机——维新派势力薄弱，缺乏实权，且急于求成，触动了守旧派的核心利益，而守旧派手握重兵，势力庞大，变法最终难以成功。

在权衡利弊之后，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利益，选择背叛维新派，向荣禄告密，泄露了维新派的变法计划与除掉荣禄的密谋。荣禄得知消息后，当即率领清军，包围了颐和园，软禁了光绪帝，随后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志士英勇就义。袁世凯的告密行为，虽然遭到了后世的唾骂，却让他彻底获得了荣禄的信任与器重，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成为了守旧派眼中的“功臣”，官职一路晋升，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逐渐跻身晚清权力中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民众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围攻外国使馆，焚烧洋教堂，局势日益混乱。西方列强以此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军节节败退，北京、天津相继沦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被迫西逃。此时的袁世凯，正担任山东巡抚，他深知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性与八国联军的强大，为了保住山东的局势，保护当地的外国侨民与传教士，同时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严厉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与西方列强达成协议，宣布山东“中立”，避免了山东陷入战火之中。

袁世凯的这一举措，虽然遭到了部分守旧派官员的指责，认为他“卖国求荣”，但却有效保住了山东的稳定，也让他得到了西方列强的认可与赏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政府的统治也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此时的袁世凯，凭借着在山东的政绩与手中的兵权，以及西方列强的支持，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晚清王朝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晚清王朝的实权人物，全面负责北洋地区的政务、军事与外交事务。此时的他，手握北洋新军的兵权，掌控着直隶、山东等重要地区，势力日益庞大，成为了晚清权力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继续推行新政，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交通等事业，修建铁路、创办工厂、建立学堂，推动了北洋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也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同时，袁世凯继续扩充北洋新军的规模，在小站新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北洋六镇（相当于六个师），每镇兵力约一万二千人，总兵力达到七万余人，全部由他的心腹将领统领，形成了一支以他为核心、势力庞大的北洋军事集团。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成为了袁世凯掌控权力、左右晚清局势的重要资本，也成为了后来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力量。此时的袁世凯，早已不再是那个被科举淘汰的落魄子弟，也不再是那个驻守朝鲜的年轻将领，而是成为了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晚清重臣，距离自己的权力野心，越来越近。

第三章 权倾朝野：从新政推手到清室功臣的政治博弈

光绪末年，清政府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内有革命党人的不断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被迫推行“清末新政”，宣布实行君主立宪，试图通过改革，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凭借着自己的才干与势力，成为了清末新政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新政的推行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

在新政推行过程中，袁世凯展现出了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积极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的实施。在军事方面，他继续整顿军备，扩充北洋新军，建立了完善的军事训练体系与军事学堂体系，培养了大量的新式军事人才，进一步提升了北洋新军的战斗力，使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在经济方面，他大力发展实业，鼓励民间创办工厂、矿山，修建铁路、公路，整顿金融秩序，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教育方面，他废除了科举制度，建立了新式学堂体系，推广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思想的新式人才，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实施，参与组建内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

袁世凯的新政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缓解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但也引起了清政府内部守旧派官员的不满与忌惮。守旧派官员担心袁世凯的势力过于庞大，会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多次在慈禧太后面前弹劾袁世凯，试图削弱他的权力。但袁世凯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处世与西方列强的支持，以及慈禧太后的信任，多次化险为夷，不仅没有被削弱权力，反而官职一路晋升，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成为了晚清王朝中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宣统帝溥仪即位，由摄政王载沣（溥仪的生父）辅佐朝政。载沣早就对袁世凯的势力感到不满与忌惮，认为袁世凯手握重兵、权倾朝野，威胁到了皇室的统治，因此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要除掉袁世凯，削弱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载沣暗中联络守旧派官员，计划罢免袁世凯的所有官职，甚至将其处死，但由于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的兵权，且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载沣担心除掉袁世凯后，会引起北洋新军的叛乱，也会遭到西方列强的反对，因此最终只能放弃处死袁世凯的计划，仅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让他返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病。

被罢免官职后，袁世凯表面上返回河南项城老家，过着闲居的生活，不问政事，实则暗中关注着晚清的局势变化，继续联络北洋新军的将领，掌控着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他在老家修建了“养寿园”，表面上寄情山水、颐养天年，实则暗中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等待着重新掌控权力的机会。他深知，清末的局势，早已动荡不安，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只要抓住时机，就能够重新崛起，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率先打响，革命党人迅速攻占武昌，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的统治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无力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北洋新军成为了清政府唯一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但北洋新军的将领们，大多是袁世凯的心腹，只听从袁世凯的指挥，不听从清政府的调遣。载沣无奈之下，只能放下身段，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挽救清政府的统治。

袁世凯接到任命后，表面上装作不愿出山，实则早已等待这一天多时，他趁机向载沣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要求清政府给予他更大的权力，包括掌控全国的兵权、行政权等，载沣无奈之下，只能一一答应袁世凯的条件，让他全权掌控清政府的所有权力。袁世凯出山后，并没有立即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而是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率领北洋新军，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试图从中渔利，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袁世凯深知，革命党人的势力日益壮大，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无力回天，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已经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决定背叛清政府，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自己则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掌控全国的权力。他暗中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承诺只要革命党人同意他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就会逼迫清帝退位，结束帝制，推动中国走向共和。革命党人深知，自己的势力不足以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也不足以掌控全国的局势，因此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同意他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达成协议后，袁世凯开始逼迫清帝退位。他一方面率领北洋新军，进驻北京，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联络朝中的重臣，劝说隆裕太后（溥仪的养母）同意清帝退位，告知她如果继续抵抗，只会导致皇室覆灭，不如主动退位，还能够保住皇室的尊荣与性命。隆裕太后深知，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无力回天，为了保住皇室的尊荣与性命，只能同意清帝退位。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宣布宣统帝溥仪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标志着晚清王朝的覆灭。清帝退位后，革命党人履行承诺，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权力野心，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此时的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手握全国的兵权与行政权，风光无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

第四章 巅峰坠落：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的悲剧沉沦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手段，排挤革命党人，巩固自己的权力，1913年，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就任大总统后，袁世凯表面上推行共和制度，宣布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实则暗中集权，企图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步步破坏共和制度，为自己复辟帝制做准备。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削弱革命党人的势力，排挤革命党人。他暗中联络北洋将领，打压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同时，通过政治手段，罢免革命党人的官职，将革命党人排挤出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成为了北洋军阀的天下。1913年，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发动了“二次革命”，试图推翻袁世凯的统治，恢复共和制度，但由于革命党人的力量分散，且缺乏统一的指挥，最终被袁世凯率领的北洋新军镇压，“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被迫流亡海外，革命党人的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后，袁世凯开始一步步破坏共和制度，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他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将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极致，赋予了大总统终身制与世袭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终身总统”，与皇帝的权力相差无几。同时，他还解散了国会，取消了地方自治，将全国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建立了独裁统治。

此外，袁世凯还积极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为自己复辟帝制创造条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纷纷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企图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得知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后，便以此为要挟，向袁世凯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山东等地区的特权，同意日本在中国修建铁路、开采矿山等，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条件。

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野心，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然答应了日本的“二十一条”（除了部分条款有所保留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了国家的利益与主权，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唾骂与反对。但袁世凯此时已经被复辟帝制的野心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顾及国家的利益与主权，一心只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自己的封建王朝。

1915年，袁世凯开始积极筹备复辟帝制的事宜。他暗中联络自己的心腹将领与朝中重臣，劝说他们支持自己复辟帝制，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制造舆论，宣扬君主立宪的好处，贬低共和制度，试图让全国人民接受自己复辟帝制的事实。他还成立了“筹安会”，由杨度等人负责，专门负责筹备复辟帝制的相关事宜，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

在袁世凯的精心策划下，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劝进”的热潮，各地的官员、士绅纷纷上书袁世凯，请求他登基称帝，建立封建王朝。袁世凯表面上装作推辞，实则心中十分得意，经过几次“推辞”后，他最终“接受”了全国人民的“劝进”，决定登基称帝，建立“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复辟帝制，登基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成为了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彻底背叛了共和制度，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唾骂，也引起了北洋军事集团内部的分裂。北洋新军的将领们，大多是为了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追随袁世凯，他们支持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但并不支持他复辟帝制，因为复辟帝制，会破坏他们的利益，也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全国各地纷纷发动起义，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与复辟帝制，其中，以蔡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护国军起义，声势最为浩大。护国军迅速攻占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新军的将领们，如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的控制，不再听从他的指挥。此时的袁世凯，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中华帝国的统治，也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全国人民的反对与众叛亲离的局面，袁世凯深知，自己的复辟帝制已经彻底失败，继续坚持下去，只会导致自己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在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号，自己不再担任皇帝，重新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此时的袁世凯，早已失去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也失去了北洋军事集团的掌控权，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处境十分艰难。

取消帝制后，袁世凯的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他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的状态，再加上过度劳累，最终患上了尿毒症，病情日益严重，卧床不起。此时的他，不仅要面对全国人民的唾骂与反对，还要面对北洋军事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权力的争夺，心中充满了悔恨与不甘，但却无力回天。他悔恨自己当初抵不住权力的诱惑，背叛了共和制度，复辟帝制，导致自己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不甘自己一生的野心与努力，最终付诸东流，未能实现自己掌控全国、建立王朝的梦想。

第五章 功过留评：乱世枭雄的一生落幕与历史反思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1916年6月6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袁世凯在尿毒症的折磨下，走完了自己五十八岁的一生。这位从河南项城走出的乱世枭雄，在晚清与民国交替的历史漩涡中，历经了从落魄子弟到权力巅峰、再从巅峰跌落谷底的人生起伏，最终在众叛亲离、唾骂声中黯然落幕。他的一生，交织着功绩与罪孽、荣耀与耻辱、野心与遗憾，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袁世凯的一生，并非全是罪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功绩。在晚清时期，他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督办新军、废除科举、发展实业、推动立宪，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督办的小站新军，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他废除科举制度，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建立了新式学堂体系，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他大力发展实业，鼓励民间创办工厂、矿山，修建铁路、公路，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他积极推动君主立宪，试图通过政治改革，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清政府的统治，虽然最终失败，但也为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袁世凯在朝鲜驻守十二年，积极维护清政府在朝鲜的利益，遏制日本与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扩张，多次挫败日本的阴谋，捍卫了中国的边疆安全与在东亚的地位，也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在辛亥革命期间，他逼迫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避免了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战乱之中，推动了中国走向共和，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功绩，虽然不能掩盖他的罪孽，但也不应该被后世所遗忘。

但袁世凯的罪孽，同样不可饶恕。他为了追逐权力，不惜背叛维新派，告密出卖维新志士，导致戊戌变法失败，阻碍了中国的政治进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的利益与主权，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唾骂；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野心，不惜背叛共和制度，登基称帝，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破坏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导致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这些罪孽，让他沦为了千古罪人，遗臭万年，也成为了他一生之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出生于乱世，成长于乱世，一生都在追逐权力，试图通过掌控权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风雨飘摇的国家。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将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野心勃勃、权欲熏心，为了追逐权力，不惜背叛一切，最终在权力的漩涡中沉沦，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只有正确对待权力，心怀家国、坚守底线，才能成就一番真正的事业，才能被后世所铭记。

后世对袁世凯的评价，历来两极分化、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他的一生，既要看到他的功绩，也要看到他的罪孽，既要反思他的悲剧，也要从中汲取教训。袁世凯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的功过是非，不仅关乎他个人的荣辱，也关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关乎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

如今，百年风雨过去，晚清的腐朽、民国的动荡，早已成为了历史，但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依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反思。他的一生，交织着荣耀与耻辱、功绩与罪孽、野心与遗憾，如同一块复杂的历史丰碑，镌刻着乱世枭雄的挣扎与沉沦，也镌刻着近代中国的迷茫与探索。历史不会忘记他的功绩，也不会宽恕他的罪孽，而我们，作为后世之人，应该以史为鉴，不忘初心、坚守底线，正确对待权力、心怀家国天下，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乱世枭雄，终成过往；功过是非，留待青史。袁世凯的一生，如同一场短暂而跌宕的闹剧，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落幕，但他的故事，他的功过，他的悲剧，却会永远被铭记，永远被探讨，永远给后世以警醒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