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唐朝军队在香积寺、陕东及洛阳连战连捷，成功击败了安史叛军，收复了两京。李光弼也在河北坚守，频频对叛军后方展开打击。安史叛军连续的失败使得他们内部的不和逐渐暴露。安庆绪本是凭借杀父上位，内部不满的声音早已不断，而一连串的失利则令他的权威遭遇重创。甚至连叛军的二号人物史思明也在此时背叛，投降了朝廷。

肃宗李亨的心情随之愉悦，颇为得意。第二年，758年，他迫不及待地改年号为乾元，彰显自己重塑乾坤的雄心。然而，史思明的反叛并没有就此终结。他原本投降是由于与安庆绪之间的矛盾，甚至亲手杀死了安庆绪派来的安守忠与李立节。史思明手握河北十三郡的13万大军，本想着装作归顺，暗地里自立为王。然而，朝廷却怎能允许他在河北自立？于是，朝廷派遣了监军，史思明毫不犹豫地杀掉了这名监军，再次背叛了朝廷。随着唐军稳步收复关中、河南的大片城市，各路大军顺势跨过黄河，向安史叛军的老巢发起总攻。此时，唐军势如破竹，气势汹汹，然而也有些轻敌。要是当时邺城之战唐军最终胜利，史书中定会赞扬唐军气吞万里如泰山压顶，正气凛然。但时至今日，大家只能说事后诸葛亮。坐在长安的肃宗，在这关键时刻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决策，企图在唐军大胜的时刻搞起了权力平衡，而这一系列决定最终为唐军的失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首先，肃宗决定将自己心爱的太子李豫召回长安，尽管李豫与当时的回纥太子关系密切，而且深得朝中诸多将领的信任。肃宗虽然信任太子，甚至公开表示朕不如广平王（李豫），但唐朝的传统皇帝往往对太子心存猜忌，怕太子在前线夺取军功，威胁到皇权，因此让太子回京，避免太子身陷战场。紧接着，肃宗还让一名太监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选择颇为荒唐，因为鱼朝恩本就是个不懂军事的太监，他既不熟悉各路将领，也没有与他们建立起任何信任关系，这种任命更像是架空了实际的指挥体系，结果唐军的协调大乱，兵力部署也缺乏有效沟通。

更离谱的操作是，肃宗竟然让20万大军的9路部队没有一个明确的总指挥。或许他认为，唐军士气高涨，兵力占优，完全可以凭借城池攻占，势如破竹。然而，不同部队隶属不同，唐军虽占优势，却未能形成合力，甚至各自为战。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之间还存在某些矛盾，没能在关键时刻放下成见，协同作战。若是在唐军处于劣势时，或许这些分歧能得到遏制，可此时情况完全不同，胜利已经触手可及，反而是分裂和不和加剧了唐军的失败。

进入759年2月，唐军汇集了包括郭子仪、李嗣业、李光弼、许叔冀、鲁炅、仆固怀恩等20万大军，目标是彻底击败叛军。此时，安史叛军的主力安庆绪依旧坚守邺城，带领七万余人死守。然而，唐军此时的战术却显得有些不紧不慢，他们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修建工事、准备攻城器械，并调动民夫开掘漳水，等待时机。唐军准备通过水淹的方式，迫使邺城的叛军投降，但在此期间，安庆绪却迫切地求助于史思明。

史思明虽然与安庆绪关系并不和睦，但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最终决定带着精锐部队前来支援。此时，安庆绪和史思明的部队合计已达到20万，势力与唐军相当。安史叛军在主场作战，士气高涨，尽管唐军的战术占优，但叛军誓死抵抗，最终制造了唐军的惨痛损失。

当史思明的援军到达时，他看到唐军兵力强大，立即驻扎在魏州，并派遣侦察部队进行试探。由于唐军未能对史思明做出有效的防范，史思明得以不断骚扰唐军的粮草和补给线，给唐军后勤带来极大的困扰。唐军的指挥混乱和沟通不畅，使得史思明利用其部队机动性，频频袭扰，最终逐渐蚕食唐军的力量。

唐军的指挥问题愈加严重。在李光弼和郭子仪之间的猜忌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时，唐军最终失去了战斗的主动权。李光弼在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并不久后去世，这对唐军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而唐军没有在关键时刻协调各方力量，战斗形势逐渐恶化。史思明最终发动反攻，打破了唐军围困邺城的计划，使得唐军错失了战机。天公也不作美，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掀起了战场的混乱，致使唐军指挥失灵，最终撤兵。

史思明趁机解救了邺城的安庆绪，并将他和3000名叛军部队一举消灭，牢牢掌控了叛军的领导权。虽然唐军的战损并不算太重，但随军的辎重、粮草和攻城器械却全都落入了叛军之手。这一战的失利，彻底改变了唐军的局势，让唐朝再也无法集结起如此庞大的力量。而本应作为收官之战的这场战争，最终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惨败。

这场九节度之战无疑是唐肃宗未能正确平衡权力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不仅错失了应有的指挥权和决策力度，还让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影响了整个战局的运转。军事行动最终被权谋所吞噬，唐朝也因此失去了改变战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