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9日，前苏联国家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猝然辞世，来不及交代任何后事，克里姆林宫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苏联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着手选定新的国家领导人。 回顾1982年至1984年这段时期，苏联接连更替两任国家领导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频繁易主，实属罕见。于是，谁将接掌苏联权柄，成为全民瞩目的焦点。 当时坊间盛传，戈尔巴乔夫可能成为接班人。安德罗波夫生前对他关照有加，屡次提拔，似乎在为他铺设通向权力的道路。戈尔巴乔夫的背景和经历，也的确让他成为一个理想人选：他从基层逐步晋升，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才干，同时，他还是政治局高层中最年轻的成员。 然而，最终中央政治局的选择并非戈尔巴乔夫，而是已高龄73岁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当时的健康状况堪忧，他的领导能力也与健康状况一样令人担心。那么，政治局委员们为何偏不选择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而要选这位体弱多病、才干平平的老人呢？

契尔年科是典型的老布尔什维克，没有苏联的诞生，就没有他的人生新起点。1911年，他出生在西伯利亚大捷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出身卑微，家境困顿。年少的契尔年科不得不早早外出打工，承受了生活的重重苦难。苏联的建立，为他带来了新生，也让他和其他贫苦孩子一样，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 中学毕业后，契尔年科应征入伍，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同时思想忠诚可靠，很快赢得上级赏识，得以加入苏联共产党。此后，他先后担任边防部队党委书记等职务。1933年退伍返乡，由于从军经历和党员身份，他获得了良好的安置机会。工作期间，契尔年科以忠诚和稳重赢得领导信任，先后出任雅尔区党委宣传部长、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党委宣传副部长及党委书记等职。 1948年，契尔年科遇到了对其事业影响最大的贵人——勃列日涅夫。那时，勃列日涅夫是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而契尔年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凭借卓越的办事能力和忠诚品格，契尔年科赢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两人从此建立起深厚友谊。 勃列日涅夫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后，契尔年科被调至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处长，并随后升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宫廷政变，迫使赫鲁晓夫提前退休，契尔年科在其中积极游说高层官员，确保政变顺利完成。政变成功后，他升任中央总务部部长，掌管中央人员行政、内务、文书及安全事务。 尽管职务显赫，契尔年科为人低调谨慎，从未显露权力野心，反而极力避免抛头露面，少言寡语，使其在政坛上毫无锋芒，这反而让勃列日涅夫更加信任他。

在中央总务部任职期间，契尔年科将部门职能从简单服务升级为全面管理，包括文件呈送、勃列日涅夫日程安排乃至会见人员的统筹。他成为勃列日涅夫不可替代的贴身大秘，协助处理繁琐事务，使勃列日涅夫得以摆脱行政琐事。在许多重大决策中，契尔年科的建议往往被采纳，甚至一些文件的批复也由他掌控，勃列日涅夫只需签字。 契尔年科不仅与勃列日涅夫关系密切，还处理好其家庭事务。当时，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和女婿贪腐严重，民愤沸腾，契尔年科始终维护他们利益，让勃列日涅夫意识到，自己及家人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契尔年科的扶持至关重要。因此，在勃列日涅夫病重、无力处理政务时，契尔年科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 1982年11月10日，76岁的勃列日涅夫因心脏病去世。按理说，契尔年科作为其亲信，本该接替总书记之位，但党内部分领导不愿再让勃列日涅夫集团继续掌权，于是推举当时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然而，勃列日涅夫集团认为安德罗波夫身体羸弱、难以施政，因此也投了支持票。 安德罗波夫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发动反腐肃贪运动，这一雷厉风行的举措让许多官员丢官甚至入狱，其中不乏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与支持者。同时，他在经济改革上注入新活力，却在党政重要岗位安插克格勃人员，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安德罗波夫病逝后，一些高官暗自庆幸，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的人，支持改革，会再次威胁他们利益。于是，他们一致选择体弱、长期在机关工作、政治才干有限的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果然，契尔年科上任后未继续整治腐败，既得利益者更加肆无忌惮，而他在内政外交上缺乏鲜明风格，经济改革推行缓慢，政策落实勉强，正符合既得利益者的期望。

然而，年事已高的契尔年科仅执政13个月便病逝。克里姆林宫在四年内连办三次国葬，成为笑谈，也损害了苏共威信和国家稳定。于是，中央政治局在选新总书记时，抛弃了老人政治，将目光投向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凭借其丰富的党政经验和相对年轻的年龄，戈尔巴乔夫顺利当选。 谁曾料到，这位急于施展抱负的年轻领导者，在推行经济与体制改革后，却最终亲手葬送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