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自《短歌行》，这一句展现了曹操自比周公的志向，旨在表明自己并无篡汉之心。曹操之所以引用此言，是为了向世人表露自己抱负的纯粹性，虽然他曾借助汉室之名以掌控诸侯，但最终并未自立为帝，似乎也印证了他没有篡位的心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南征 曹操与袁绍不同，他为人以善听众议、采纳智囊而著称，这也是他能够在官渡之战中击败比自己强大的袁绍的重要原因。然而，临近赤壁之战时，他却抛开了自己一贯的谨慎，不再听从程昱与贾诩等谋士的建议，执意发动赤壁之战，导致统一的局面一败涂地。贾诩忠告道：明公曾经破袁氏，威名远扬，军势已盛；若安抚百姓，稳固地盘，无需劳师动众，江东自会归附。程昱也劝告：刘备名声显赫，关羽、张飞皆为万人敌，孙权必会联合之以对抗我。局势难解，既难击杀，又难轻视。他们的建议虽然十分中肯，曹操所掌握的时间也确实在他这边，只需安抚民心、收贤良，而非急于发动战争。

然而曹操心急如焚，他已经五十有三，面临的是生命的时限。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年代，曹操体会到生命的危机，且无法再忍耐等待的时光。因此，他不顾谋士的劝告，执意东征，试图一举平定江南，完成自己自立为帝的理想；若一战成功，不仅可统一天下，还能将历史舞台的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可以效仿周文王的事迹，另立一番事业。对此，二十年前的历史学者也曾认为，曹操自创的大业足以让他代汉称帝。

然而，古人与今人眼中的功与过并非完全相同。曹操既然借天子之名以号令诸侯，那他所立的功劳，理应归于汉室刘家，而非仅属于他个人。因此，曹操在取得大功之后，仍要顾及臣下的身份，不能因此居功自傲。统一天下的伟大功业，或许只有足以震撼君主的威权，才能使天下归心。然而，在曹操的历史轨迹中，灭吴之后，他还未能名正言顺地登基，代汉之事也未能完成。

因此，曹操急于在赤壁之战后再次强攻江南，直到遭遇失败，他才不得不选择暂时做出妥协，在周文王的身份下继续维持局面。这种急功近利，深藏着他对更大权力的渴望，却也因此未能实现心中更宏大的理想。

二、与周公的不同 周公旦的情况与曹操截然不同。武王伐纣后，尽管胜利已成，殷商遗势依旧强盛，为了稳定局势，周公旦不得不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商地，继续统治遗民。而且，成王年幼，年不满十，无法独自处理政务，于是周公旦以摄政王的身份，站了出来，以维护国家的稳定。

周公旦并非独断专行，三监之乱中，他的三位兄弟管叔、蔡叔、霍叔都在各地有自己的封地和权力。即便是太公望、召公等人物，也在外有封地内有辅政的强大地位，周公不可能轻易命令他们。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周公旦并没有急功近利，在七年摄政后，他将政权交还给了成王，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周公的忠诚与品德才得以传扬，成了历史中的一代贤臣。

而曹操，尽管一生波澜壮阔，然而他在晚年时却将精力几乎完全投入到与汉朝政权的博弈之中。公元210年，他下达《明志令》，名义上是在宣示忠诚于汉室，实际上却透露了他不再是忠臣之心的真实意图。曹操的行事显然不是为了汉室的未来，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这一切的行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他个人的行为逻辑出发，都昭示了他欲借机掌权的意图。

当曹操自立为魏公，开始在冀州割据封地，并且逐渐在汉天子面前展示自己的强势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忠臣，而是在为自己未来的称帝之路铺路。可以看出，曹操的权力野心在慢慢浮出水面，他不仅不愿意坐等命运的安排，还做出了诸多激烈的政治动作。

三、曹操的残暴 曹操自古以来在史书中的形象并不光彩，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奸险、阴冷的汉贼形象，许多戏剧与故事中也把他描绘成心狠手辣、机巧多疑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试图为他翻案，认为曹操统一北方的伟大成就足以让他脱去奸雄的帽子，甚至有声音称他为民族英雄，认为他尽管镇压黄巾起义，但并没有违背起义的初心，反倒是为百姓带来了统一的希望。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曹操在历史上的诸多残暴行径。他不仅在徐州攻打陶谦时屠杀无数百姓，造成无数人死亡，还在官渡之战中坑杀降卒八万人。曹操的残忍行径并非偶然，而是他暴虐本性的表现。他的心狠手辣，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疑虑与叛徒的方式上。典型的如他因疑心杀害吕伯奢全家，以及为了威慑部下，居然亲自违背军纪，为了自设威严而杀害亲近的侍女，这一切暴行都是他内心深处阴冷残酷的体现。

总结来说，曹操这一人物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尽管他在统一北方上展现了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华，但其政治手段、权力欲望和暴虐本性也构成了他历史形象的阴暗面。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卓越功绩就忽视他的种种暴行，而应当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一历史人物，不轻易偏袒，也不应盲目批判。历史的评价应当综合其功过得失，公正理性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