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偏远的农村，仍有不少地方流传着一种神秘莫测、无法考证的往事——叫魂。 所谓“叫魂”，是指婴儿或年幼的孩子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面前，如大声训斥、鞭炮炸响、恶犬狂吠等，因恐惧而全身颤抖、嚎啕大哭，甚至陷入狂躁不安。民间迷信说，这时孩子的“魂”被吓走了。长辈们便会将孩子抱到受惊之地，一边轻抚安慰，一边念叨孩子的名字，仿佛在呼唤走失的魂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方法常被认为相当有效，孩子往往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情绪稳定下来。 其实，这一切说到底并不神秘。被吓到的孩子即便没有“叫魂”，通常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所谓的效果，本质上不过是长辈们的温柔安抚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从而情绪得到平复罢了。叫魂原本不过是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里，一种心理安慰的替代方式。然而，如果深究其中逻辑，却令人毛骨悚然：既然能够“叫回魂魄”让人恢复健康，那么同样也能“叫走魂魄”，让人变得行尸走肉，甚至丧命。在古代，这类行为被视为可怕的妖术，一旦抓住施术者，往往以极刑处置。

1768年，浙江杭州城外的德清县发生了一起意外：一座石桥坍塌。当地工匠吴东明承包了修桥工程，正忙着打桩基时，忽然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 这人名叫沈士良，四十多岁，未婚，与两个侄子同住。他声称两个侄子想独吞祖产，经常欺负他和年迈的母亲，甚至动手打人。于是，他把两个侄子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写在纸上，请吴东明在打桩时将纸压在木桩下。据说，这样两个侄子的“魂”就会被木桩拘住，阳气被吸干，最终会丧命。 吴东明只是个想赚点小钱的包工头，这种夺人性命的事他怎敢干？他立刻断然拒绝，并报了官。县令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家庭纠纷下的未遂犯罪，打了沈士良二十几板子便放了他。虽然案子了结，但谣言却四处蔓延，最后竟演变成“德清的工匠擅长叫魂”，甚至连整个德清县都被贴上了“会叫魂”的标签，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地域黑了。

德清还有一位年轻人计兆美，家教严苛。一次，他在朋友家喝多了夜不归宿，叔叔便认定他必有不轨行为，派人四处寻找，并扬言抓到他要打断腿。计兆美不敢回家，只好在外躲避几天，顺便想筹钱谋生。他跑到杭州城，身上没钱，又不好意思行乞，周围人觉得他形迹可疑，将他揪到县衙。 在刑讯之下，计兆美开始胡说八道，自称会叫魂，并且与吴东明勾结。他甚至声称桥塌都是他们的法术所致，并带来了五十张可以害人的符咒，只要贴上就能夺人性命。吴东明完全不知情，被牵连其中。面对对质，计兆美前言不搭后语，最终承认胡说，但关于叫魂的谣言却因此愈演愈烈，人们深信江南水乡潜伏着一伙精通叫魂术的邪魔外道。传闻中，除了写有姓名的纸符，受害人的发辫、衣物等也可成为施法工具。 而在山东，发生了乞丐一夜醒来发辫被剪的事件。山东巡抚富尼汉认为，发辫问题十分敏感，可能涉及政治，立即向乾隆密报。乾隆亦认为，这不仅是妖术问题，更暗含对满清王朝的挑衅，可能是挑起叛乱的阴谋，遂下令各地严防，尤其是和尚、道士。 富尼汉为求功绩，在境内四处抓捕疑犯，用严刑拷问逼供，得到了所谓妖党的名单，却未经核实便上报乾隆。乾隆将供状下发各省，要求严查，并清剿所谓妖党。作为叫魂案的发源地，浙江首当其冲。然而两江总督高晋调查后回奏乾隆，江苏根本没有发生叫魂事件，造谣者已受惩处；浙江巡抚永德亦表示，派出的密探在全省搜查后，没有发现妖党，所谓叫魂之事全是乡民以讹传讹。但乾隆却不以为然，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距离德清不足百里的萧山，两名游方和尚遇到一个小男孩。男孩能念出法器上的字，和尚们夸他聪明，随口问起年龄和姓名。不料村民们蜂拥而至，以为和尚想套取八字叫魂，和尚们极力解释，却无人听信，最终被活活打死，尸体还被焚毁。 暴力与混乱迅速蔓延：一名铁匠仅因来历不明，就被村民绑在树上打死；一群人观剧时抓住可疑“妖人”，将其击毙并焚尸……只要外貌可疑的乞丐，都可能被当作偷剪发辫的嫌犯押送官府。官员明知冤枉，却只能依法审讯，而囚犯为了自保胡乱攀咬，把见过的人全认作妖党。有人甚至借机报私仇，诬告他人是妖党，动用私刑，令整个社会人人自危。

这场闹剧的逻辑清晰：乾隆施压官员，官员刑讯逼供，将流浪者当替罪羊，百姓可随意指认他人为叫魂犯，早早扣上帽子，自己越安全……大半个中国因此陷入恐慌。 最终，乾隆意识到，如果事态继续下去，会引发百姓对朝廷的仇恨，社会将陷入动乱。他逐一比对案卷，发现自己可能神经过敏，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安徽、山西等巡抚被问责，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事件才得以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