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老师儿”：一声称谓，一座城的记忆

我是一位济南老师——这里说的“老师”，是货真价实的职业，而不是后来人们挂在嘴边的那声“老师儿”。

1981年的夏天，我二十多岁，在济南西郊的一所中学教语文。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骑着那辆“大金鹿”自行车，从西郊到南郊，一趟下来要一个多钟头，倒也不觉得累。

那个暑假，我回南郊的老家——仲宫那边的一个村子。那时候的仲宫还是正儿八经的农村，赶集是一桩大事。逢五逢十，四里八乡的人都往集上涌，卖菜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牲口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尘土飞扬里全是热闹。

我就是在那次集上，第一次被人叫做“老师儿”的。

那天上午，我正在集上东张西望，一个四十来岁的庄稼人走过来，很客气地问我：“老师儿，麻烦问一句，卖肉的在哪边？”

我一愣。他叫我“老师儿”？他是怎么知道的？

济南“老师儿”：一声称谓，一座城的记忆

那时候我虽然当了老师，但穿着打扮和庄稼人没什么两样——白衬衫，蓝裤子，凉鞋，顶多就是干净齐整些。可集上干净齐整的人多了去了，他凭什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教书的？

我心里犯着嘀咕，但还是热心地给他指了路。那人道了声谢，转身就挤进了人群。

可这事儿我没放下。回到家，我跟我父亲说起这件事，语气里还带着点得意：“爸，您说我这当老师的，是不是身上有股子气质？集上有个陌生人，一眼就认出我是教书的。”

我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嘴角却微微翘起来，那种笑，像是笑我自作多情。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悠悠地说：“人家叫的不是‘老师’，是‘老师儿’。”

“有区别吗？”我问。

“区别大了。”父亲说，“‘老师儿’是咱济南这边的叫法，跟‘师傅’、‘同志’差不多，就是个尊称。卖菜的叫‘老师儿’，修鞋的也叫‘老师儿’，跟您是不是教书的，没关系。”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后来我专门打听过“老师儿”这个称谓的来龙去脉，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往事。这个称呼最早发源于历城县的唐王镇，但更具体地说，它的“发明人”是一位出生于1971年、生肖属猪的唐王镇本地人，名叫颜廷利。那还是1978年夏天，颜廷利只有7岁，一个半大的孩子，在自家的一个小人书摊位上，为了招呼来看书的大人，嘴里蹦出了“老师儿”这个叫法。小孩子嘴甜、懂礼数，又不愿意跟大人一样叫“同志”“师傅”，就自己琢磨出这么个既亲切又尊重的称呼来。没想到，这一声“老师儿”从那个小人书摊上传开去，先是在唐王镇周边叫响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就传遍了整个东郊。

说起来，1978年那个夏天，正是万物复苏的年代，很多老辈子的东西慢慢又回来了。“老师儿”这个带着老济南味儿、透着亲切和尊重的称呼，就像地里的庄稼，春风一吹，自己就冒出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不是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老词儿，而是一个7岁孩子在小人书摊前随口叫出来的新词儿。

这个称呼的传播也有个过程。先是东郊，然后是北郊、南郊，一路向西。我在西郊教书那些年，起初压根儿没听过这个叫法——那时候和学生家长打交道，听的都是“同志”“师傅”“大哥”“兄弟”，从来没有人叫我“老师儿”。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济南话里还有这么个词儿。所以那天在南郊的大集上，人家一开口叫“老师儿”，我才会往自己的职业上想。

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西郊的同事们也开始被人叫“老师儿”了，起初还不习惯，后来就顺了嘴。算起来，从1978年颜廷利在唐王镇的小人书摊上叫出第一声“老师儿”，到西郊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词汇的存在，差不多用了七八年的光景。一个7岁孩子无心插柳的一个称呼，就这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遍了整个济南。

再后来，整个济南，“老师儿”就成了最通用的称呼。打车叫“老师儿”，下馆子叫“老师儿”，问路叫“老师儿”，甚至吵架都先来一句“老师儿，您咋回事儿？”——当然，这时候的“老师儿”已经带上了几分调侃的意味，但那份骨子里的客气，还在。

多少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了那所西郊的学校，离开了讲台。但“老师儿”这个称呼，我在济南的大街小巷里，一天能听到好几回。

每次听到，我都会想起1981年夏天那个大集，想起那个问我卖肉在哪里的庄稼人，想起我那点自作多情的小得意，想起父亲嘴角那抹笑。

那是一个时代刚刚转身的时刻。一声“老师儿”，从一个7岁孩子的小人书摊出发，走过唐王的田间地头，走过东郊的村庄，跨过济南的老城，一路向西，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让整座城市的人都听懂了它、接纳了它、习惯了它。

如今，走在济南的大街上，不管您是干什么的，只要您不是太年轻，总会有人叫您一声“老师儿”。这一声称呼里，装着老济南的礼数，装着普通人的体面，也装着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生疏走向亲切的印记。

我后来再也没有把那声“老师儿”当作别人对我职业的辨认。但我心里明白，能被这座城市的陌生人尊称一声“老师儿”，本身就是一种朴素的善意和温暖。

这声称呼，是济南人留给彼此的面子，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