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澳，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非嫡生儿子，在思想和历史背景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在1880年代左右，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敌人——华人和华工。美加澳的排华问题，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底层白人难以与勤奋的华工竞争。

美国在1870年代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1882年，美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而澳大利亚则早在1861年就开始排斥华工。在1878年，澳洲海员爆发罢工后，大量华工替代了罢工的白人劳工，矛盾立即爆发。到了1880年，新南威尔斯州成为排华的先行者，号召全国一致行动驱逐华工，这项议案成功通过，自此，澳大利亚的排华问题愈演愈烈。

加拿大相对起步较晚，但从1890年代开始，也显现出对华人的明显排斥。1923年至1946年，加拿大实施了严格的四三苛例，即除了外交官及随行人员、少数有钱商人和留学生外，华人几乎无法进入加拿大。

这三个国家排华的理由出奇的一致。他们指责华人有诸如赌博、嫖娼、抽鸦片等恶习，将这些文化标签强加给华人，营造出公众对华人的厌恶情绪，为排华提供道义上的借口。然而，这些所谓的恶习其实是有着深层次的背景的，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简单。 华工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文明和祖宗的思想，这些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格格不入。工作上，华工们踏实肯干，几乎没有反抗的声音，也不像许多底层白人一样与资本家斗争自身的权益。这种忍耐与不求改变的态度，与底层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这些白人也是处于社会最底层，但他们在种族的天赋优越感和白人至上的理念中，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华工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这种威胁，导致了各种层次的排华行动——从白人劳工的暴力袭击，到国家级别的排华法案。而这些恶习问题，真的是华工特有的吗？显然不是。以赌博为例，谁能说西方国家不有这个问题？历任美国总统中，谁没有过与妓院的暧昧？特朗普的应召女郎事件，甚至成为公众的谈资，大家似乎并不觉得奇怪。

美国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因为组织世界权贵的嫖娼活动，在2019年死于监狱。而他的朋友圈里，曾有美国总统、英国王子等权贵人物。2020年，这一事件甚至引发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风波。这些问题与华工的所谓恶习对比之下，难道不显得更加讽刺吗？

澳洲的华工，很多来自战乱频发的中国，身处贫困中不得不远离故土谋生。大部分华工都是单身男性，他们来澳大利亚主要是为了打工赚钱，目的非常明确——赚了钱就回家。这样一种特殊的工作背景，加上当时的孤身漂泊，导致华工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于是，卫生、赌博等问题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但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更多的是由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所决定，而非他们的民族文化。

根据澳大利亚的1861年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澳洲总人口112.5万人，其中华工占了3.4%。华工中97%是男性，而女性华工则极为稀少。由于当时的华工大多数并不打算长期留在澳洲，而是打算赚了钱后返回中国，所以他们并没有娶妻生子。这个特殊的情况，也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与当地文化的隔阂。 至于卫生和赌博问题，其实只是当时底层劳动者的普遍问题，不只是华人。各种族、不同国家的劳动者，面对相似的恶劣工作环境，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管理和文化教育得到改善，而并非排华的理由。 总的来说，排华现象背后并不是华工的恶习问题，而是白人资本家和底层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利用种族偏见和文化差异来转移社会矛盾。对待这些无端的歧视，不仅要敢于批判和反思，国内的阶层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同样应当受到惩罚。对外部的歧视，我们更要勇敢地亮剑，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正如170年前左宗棠的看法：外敌如犬，肉尽食骨。越是纵容，越会被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