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去年全球最佳影片之一,国内上映日均票房不到6万
迪丽瓦拉
2026-05-19 07: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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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全球最佳影片之一,在国内上映后却几乎无人问津。

3月27日,备受影迷期待的巴西电影《密探》在中国公映。这部影片在国际影展上风光无限,先后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金球奖最佳非英语片,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然而,影片在国内上映后的票房表现却颇为惨淡,上映15天仅收获约84万票房,日均不足6万。

这种落差和电影的观影门槛较高不无关系。《密探》的故事发生在1977年巴西军政府统治时期,其核心议题是“历史记忆”。如果不了解一些巴西的历史知识,观众可能难以看懂影片中的各种政治隐喻。

值得注意的是,《密探》并非个例。无论是获得202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我仍在此》,还是同年斩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天空的另一面》,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巴西的“威权”统治。

为何巴西在短时间内涌现了多部反思“威权”的电影?答案,或许正隐藏在巴西未曾远去的历史,以及仍在发酵的现实之中。

被“赦免”的历史,未完成的追责

1964年,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巴西武装部队发动政变,建立起长达21年的军政府统治。

长期以来,相比智利、阿根廷的军事政权,巴西的军政府统治在国际舆论中显得“存在感”较低。这首先源于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在暴力规模上,巴西军政府确实显得相对“温和”。

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

根据巴西全国真相委员会2014年的报告,军政府时期被确认的死亡与强迫失踪人数为434人。尽管这一数字并不能覆盖全部受害者,但与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约1万至3万人的失踪规模,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下数千人被杀、数万人遭受监禁和酷刑相比,巴西军政府的暴力程度不在同一量级。

而且,巴西军政府通过压低劳工成本、强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吸引外资、大规模举债等手段,实现了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68年至1973年间,巴西年均GDP增长超过10%,工业化与基础设施迅速推进。这段被称为“巴西奇迹”的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人们对威权统治的负面观感。

但比“相对温和”和“经济增长”更关键的,是一项深刻影响巴西历史记忆的法律——1979年的《大赦法》。

这部法律出台于军政府统治后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满情绪上升,要求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以总统若昂·菲格雷多为代表的军方开始推动政治转型,希望在避免被清算的前提下逐步退出权力。《大赦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大赦法》是一项推动社会和解的重要举措。它对1961年至1979年间的“政治性犯罪”实施赦免,使流亡者得以回国、政治犯获得释放。

但其真正关键之处在于,赦免不仅适用于反对派,也同样覆盖了军政府一方,包括酷刑、非法拘禁乃至杀害在内的国家暴力行为,被一并纳入“合法遗忘”。

军政府统治结束后,一直有学者、记者和社会团体致力于揭露真相并追责。然而,政府主导的揭露军方罪行的举措却进展缓慢。

电影《我仍在此》

卡多佐执政期间(1995年-2003年),巴西政府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旨在解决对军政府统治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但这些委员会只负责确认身份、恢复名誉、出具死亡证明、以及提供一定经济赔偿,并未涉及司法追责。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 1979 年《大赦法》所确立的现状的一种妥协。

这一点在2010年得到进一步确认。巴西最高法院裁定《大赦法》依然有效,这意味着对军政府时期国家暴力的法律追诉,至今仍难以实现。

“威权怀旧”浪潮,掀起一场记忆争夺战

如果一段历史未能得到公开而系统的反思,没有形成清晰而稳定的公共共识,那么这种模糊与断裂的历史叙事,就极易被新的政治动员所利用。

到了201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举步维艰,城市犯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民众对政府和政客的信任度跌至谷底。

这些因素的交织促成了以博索纳罗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客崛起。博索纳罗曾是一名陆军上尉,他的选民主要是在军政府统治结束后被边缘化的军人。自 1991 年当选国会议员以来,博索纳罗一直试图以怀旧的视角重塑军政府的官方历史,将它形容为一个被不公正地描绘的黄金时代。

博索纳罗

从政的大多数时间里,博索纳罗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政客”。但到2010年代,他利用这套“怀旧乌托邦”的理念,吸引了那些羞于公开支持军政府统治的老一辈选民,并说服了许多当时年纪太小,甚至还没出生的选民,让他们相信军政府统治时期是秩序井然、进步飞速的“黄金时代”。

由此,一股“威权怀旧”的浪潮逐渐形成,“历史记忆”也随之成为不同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场域。

201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巴西人认为军政府统治留下了负面遗产,而32%的人认为那段时期对巴西有利,其余17%的人表示没有意见。

2019年,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后,公开推动军方纪念1964年政变,并将其称为“拯救巴西免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救赎。同年,他改组调查军政府时期失踪者的委员会,把原来的负责人换成了军官和右翼人士。

与此同时,博索纳罗政府明显收紧文化政策。他将艺术、电影与教育视为“被左翼主导的领域”,大幅削减文化资助,并试图对文艺创作进行价值导向上的干预。

这些举措引发了左翼阵营和文化界的强烈反弹。《密探》的导演克莱伯·门多萨曾评价说,博索纳罗上任后,开始在其政府中安插大量军人,并重拾独裁统治时期暴力、不自由的言论,这让人感觉像是“对半个世纪前早已逝去的巴西的一种迷恋”。

博索纳罗支持者

尽管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博索纳罗败给卢拉,但政治撕裂并未随之消散。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公开呼吁军方介入、阻止选举结果落地。2023年1月,部分博索纳罗支持者冲击巴西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机构,并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这一系列事件,让“威权不是过去式,而是仍可能回来的现实风险”,成为了很多巴西创作者的共同感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交错之中,《我仍在此》《天空的另一面》《密探》这一批巴西电影应运而生。它们不仅是在回望军政府时代,更是在回应当下,回应一个尚未真正完成转型正义的国家,回应一种仍可能卷土重来的威权诱惑。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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