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承载着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由传统王朝向现代政治转型的波澜。它的历史轨迹,从入关初兴、康乾盛世的辉煌,到逐渐衰败、最终走向没落,一直是学者与历史爱好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清末,当西方列强如潮水般涌入,肆意掠夺、强行扩张,而清廷仍然自诩天朝上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浑然不觉,国运跌宕,衰亡几成必然。然而,乱世之中,总有人在历史的激流中奋力划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甚至能左右国运。晚清时期的左宗棠与李鸿章,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也许由于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较多,他的名字在大众心目中显得尤为突出。有人批评他缺乏骨气,贪图荣华,将军费挪作颐和园的修建,只为讨得慈禧欢心;有人说他不敢坚持原则,不敢为民请命,一心只想保住乌纱帽,是个拼命当官的实用主义者。而左宗棠,因其收复新疆的英勇战功而广为人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与担当、干事联系在一起。 作为晚清的两位重臣,无论是权臣还是重臣,他们在大清国运沉浮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无论是当官还是干事,他们都在尽全力延缓晚清命运的终结,各自有着闪光的业绩,同时又殊途同归。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与后世评价的差异?徐志摩的学生、著名作家徐志频的《左宗棠与李鸿章》,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与观察的视角,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两位历史人物。
徐志频作为国内左宗棠研究的领军人物,对其研究深入且系统,多部著作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左宗棠形象。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角度的观察可以呈现事物的全貌,但要将左宗棠置于晚清历史的大背景下,与同时代的顶流李鸿章并列比较,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学识、品格与功绩。李鸿章,这位比左宗棠小十一岁的清廷要职官员,无疑是最合适的参照对象。 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中,作者从两人青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求学经历切入,探讨他们政治理念差异的根源。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一旦塑成便难以改变,这种性格和习惯直接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官场行为及生命追求。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的没落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李鸿章则出生在安徽庐州的望族之家,聪慧过人。成长环境不同,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性与视野。 左宗棠从小主攻儒学,少年时期又接受系统实学训练,形成了儒学+实学的独特知识结构,这为他治军、治政、创办实业提供了坚实基础。李鸿章则更多将读书视作科举的跳板,八股文学虽学得不少,但多为应付,儒学的诚意正心虽入耳未入心。他在建立淮军、处理官场关系及外交事务中,秉承的多是实用主义原则。 左宗棠同样建立军队,但以军政秘书出身,他治军严谨,法纪森严,辅以儒学教化人心,使楚军无往不胜,收复新疆、台湾皆立下赫赫战功。李鸿章的淮军则以大老粗为主,鱼龙混杂,虽然勇武,但思想与政治格局相对滞后,限制了军队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两人在为政、外交、洋务等领域的方法截然不同。左宗棠坚持廉干,讲德才兼备,强调官员必须德行与才干并重;李鸿章则更注重实用,只要能解决问题的人便是人才。这种缺乏原则的实用主义虽能应付一时危机,却难以维持国家政权的长久稳固。 左宗棠与李鸿章,都在晚清风雨飘摇之际大放异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志向高远,但因性格、理念迥异,后世评价自然有所差别。徐志频笔下的左宗棠,以儒学立身,兼具才气、学识、阅历与血性;而李鸿章则以纵横术应世,依靠权谋手段,即便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在全力裱糊这艘千疮百孔的大清之船。李鸿章在左宗棠逝世后所作总结: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持,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既是对两人关系的注解,也折射出左宗棠的能力与品格:拼命干事,功绩卓著;李鸿章拼命做官,位极人臣。无论是干事还是做官,他们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