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
★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在难民救济、住房、居家和礼仪等诸多方面重建文明生活
二战后，文明的危机促使欧洲人在各个层面迅速展开了重建工作。战后初期，国际组织着力解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家电和汽车等逐渐普及，住房建设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展示最新家居用品的展览受到各界人士关注，被视为国家恢复、社会进步和文明重建的象征。欧洲大陆各处涌现出帮助人们适应新生活的各种礼仪手册，引导社会重拾和平与尊严。
★大量使用摄影和电影等材料，以文化史眼光观察欧洲人在半个世纪里的破败、重建、和平与分裂
为展现战后欧洲更为立体的面貌，本书涵盖艺术、科学、建筑与考古等领域，尤以摄影和电影素材为特色，生动刻画了欧洲人在重建文明、和平发展与扩大分歧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心理。本书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纽伦堡审判等案例说明，摄影和电影等艺术形式不仅是引导公众意识和思潮的重要媒介，更在关键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梳理文明从代表欧洲中心论到倡导多元文化，再到维护保守势力的转变，展示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博弈
2019年底，新冠肺炎大流行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文明危机”的讨论。“文明”一词曾长期被用来掩饰欧洲扩张和帝国主义统治，二战后，文明以和平、正义、去殖民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面貌出现，为欧洲的繁荣发展服务。然而，“9·11”事件、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难民危机等困境，使文明再度沦为恐惧不安和激进行动的借口，被用来支持边境防卫甚至侵略，文明成为各色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团体和国际组织争夺的核心概念。
★解码战后欧洲的“和平幻象”，揭示帝国主义复兴与殖民地独立相交织的特殊历史画卷
一种流行的误解是，二战后帝国主义强国为了和平与繁荣，放弃了殖民地和海外利益。但时至今日，地图上依然存在“欧盟特别领域”。以加纳、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独立为例，本书深入分析了1945年后老牌欧洲国家最终失败的再殖民化努力，以及非洲的被殖民国家如何颠覆欧洲文明的话语，以自身的历史和传统重塑民族文化、构建以非洲为中心的文明。
★在旧信念崩溃的战后世界，宗教主导欧洲人的思想领域，构建人道主义和人权话语
本书以影响深远的匈牙利枢机主教审判案为切入点，探究东西欧民众宗教信仰骤增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并着重分析宗教在冷战中的重要角色。战争摧毁了旧有的信念体系，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情怀。基督教前所未有地凝聚了西欧、美国乃至南非的力量，并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对抗中的重要思想武器。
★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
引言
为旧世界带来新生
20世纪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保护处于危机中的文明而发出的广泛呼吁。自骇人听闻的“9·11”事件以来，历任美国共和党总统，从乔治·Ｗ. 布什（George W. Bush）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其演讲都在大谈“为文明而战”，并将它与“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欧洲近期发生的事件也令许多政治家发出欧洲文明岌岌可危的警告。2015年11月，巴黎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立刻将法国和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下文简称伊斯兰国（ISIS）］之间的冲突称为“一场价值观之间的战斗，一场文明之间的战斗”。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án）一再强调：来自叙利亚与其他地区的、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将危及欧洲的基督教根基，并将永远改变“欧洲的文明”。波兰、奥地利、荷兰、丹麦、塞尔维亚、德国、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表示欧洲脆弱的边境、文化认同与“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致命的威胁。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援引俄语中的“独特文明”一词以抵制美国式的全球化，并用它为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扩张行动开脱。2015年3月，突尼斯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National bardo Museum）遭到袭击；同年8月，“伊斯兰国”炸毁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shamin）；这些行径被欧洲、中东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谴责为对“世界文明”的亵渎。同样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有：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种族主义者加强对“白人文明”的捍卫，并以此号召欧洲与北美的激进右翼。文明面临危险的口号被反复加以利用，一部分原因是文明的定义很含糊，因应语境与对威胁的认知，足可将世俗的、基督教的、国际的或国家的事业统统囊括其中。这类事态演变通常被归结为对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恐惧反应，但在欧洲，与重塑面临危机的文化认同有关的政治活动得追溯到数十年前。
对保卫文明的再度关注既不是直截了当的，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尤其是考虑到这个词语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长久以来，批评家斥责文明这一理念是自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文化中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之一，是与始自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发动战争和众多本土社会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历史残余。文明是19世纪欧洲自我了解的中心概念，同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海外霸权并扩张势力的关键意识形态纲领，现在却普遍被评论家视为欧洲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尴尬问题而遭摈弃（幸好在20世纪中期它便已不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残酷历史永远埋葬了欧洲的海外文明教化使命，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诸多低谷期，无论是凡尔登、奥斯维辛还是阿尔及尔，宣读其临终祷文。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写道，纳粹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令欧洲文明沦为“最大的幻灭”（grandest of all illusions），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然而，文明的政治话语并没有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有力的隐喻重新出现，为战后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赋予正面意义。1945年，欧洲大陆沦为废墟，将近5000万人死去，城市变成瓦砾，大片大片的土地因现实与道德的挫败而饱受煎熬。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乡村地区进行，打仗的主体是参战士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之不同，它无情地抹掉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成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平民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士兵伤亡人数的战争。法律与秩序陷于崩溃，难民流离失所，外部强权势力控制一切。集中营的解放将第三帝国所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诸般恐怖情形暴露在国际社会眼前，揭露了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与其他成为目标的少数族裔的暴行，其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坏，竟然令一个长久以来自诩为全世界文明标杆的大陆走向代表野蛮的反面。国际法律界觉得有必要创造新的词语以试图理解（并惩戒）德国的恶行，譬如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这突出了生活在翻天覆地的新时代的强烈感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45年的名言——“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就好比死亡成为上一场战争后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对希特勒统治过的欧洲所残留的黑暗道德遗产的共鸣。集中营的发现与如何处置德国及其被俘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关于文明自身似乎命悬一线的广泛讨论。
尽管当时的一部分人在哀悼文明的衰亡，但更多的人致力于再造新的文明。正是欧洲文明本身的衰败与脆弱激起了来自各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改革者的努力，尝试将它从战争的废墟、毁灭与道德崩溃中拯救出来。肩负起重塑欧洲文明这一使命的人士绝不仅仅局限于保守主义者，跨越政治谱系和铁幕两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对立的事业与利益群体也投身其中。战争结束后，文明成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与冷战阵营划分去理解欧洲战后新情况，并重新思考它与过去、未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之参照物。
本书表达了许多人的观点，他们曾参与这场以复兴与改造为名义进行的热火朝天的重建工作，其范围横跨冷战的东西阵营，甚至遍布许多前殖民地。他们当中，有战争贩子，也有反战人士，有保存主义者（preservationists），也有自由派现代主义者，有科学家，也有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有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也有共产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还有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与非洲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失败与分裂的欧洲，并对将会为这片破败的大陆带来和平与进步的文明形成新的认识。接下来的内容不只是欧洲知识分子如何对“二战”以来彻底改变的命运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因为重塑文明的使命激发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有些人认为文明是单一的、普世的；其他人则认为文明是多元的，多种文明各自独立。但是，各方的目标都是从纳粹主义与战争的废墟残骸中重建欧洲。文明话语权的争夺激发了来自铁幕两边形形色色的人群为当时各个重要议题寻求支持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当数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科学、权利与重建、帝国与反殖民解放运动、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
捍卫文明的呼吁可能会以顽强的姿态在今天卷土重来，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准备不足，无法把握住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文明这个概念令我们爱恨交加。书籍与报刊在提到文明时总是会加上表示讽刺的引号或冷冰冰的“所谓”二字——否认笔者与这个词语本身有任何关联的修辞手法。这种疏远与道德排斥的立场是有原因的，这个概念背负着18世纪的精英主义与19世纪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与宗教褊狭的包袱——它们以五花八门的形式残存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与文明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强烈情感激发了以多种形式进行的公共讨论，在“二战”后尤为盛行，关于文明的各种理念启发了如何复兴和保存遭到重创的欧洲文化传统的新政治愿景。1945年的秩序崩溃促使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与思考欧洲成为可能，关于文明的含义与其发展方向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构成了重建欧洲的政治活动的底层支持。在战后，文明常以和平、正义、去殖民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名，作为“创造更美好的欧洲”的口号出现，但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将其据为己有，以关于文明的激进言论掩盖了这些方面。右翼分子为了重新将文明占为己有而以强健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捍卫帝国与反美主义为形式发起运动，但这些观点遭到了来自自由主义者、东欧社会主义者、第三世界的激进分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存主义者与其他改革者关于新欧洲理念的同样强有力的反驳。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文明的使命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为对欧洲进行文化想象和重组的多样性政治叙事提供了舞台。文明这个古老而棘手并且备受诟病的观念为何并如何被用于帮助化解欧洲的身份危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我们忽略文明一词丰富而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被简而化之地用于解释后冷战时期政治冲突的根源。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事物，在许多情形下，它由互相对立的理念、价值观、渴望实现的目标与权力主张构成，本书将探讨它的不同侧面。最近十多年来，文明被选择性地解读为诠释21世纪的战争与暴力的万能钥匙。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他那些充满争议的理念最早刊登于1993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文章里，3年后被扩展为一部篇幅厚重的作品。亨廷顿的主要论点是：未来的全球冲突将不太与政治和经济有关，而会更集中于文化层面。他写道：“全球政治是文明之间的政治”，在这个舞台上，“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根据他的叙述，单个文明本质上是不变也难以改变的区域性文化认同集团，由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历史塑造，这些文明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必定会激起和框定后冷战世界的政治敌对。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回顾这个论点中广为人知的缺陷，但亨廷顿确实提出了文明的含义在冷战结束后被彻底改造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有一部早已被遗忘的作品，对文明作为全球性政治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做出了更有意义的诠释。出版于1936年至1961年间的12卷本世界通史《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数十年间一直是全球历史的标准参考读物。汤因比总是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被归为同一类人：欧洲走向衰落的悲观预言家。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忽视了汤因比的某些深刻见解，而它们对于本书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历史只专注于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的主体，而他的主旨是超越这一窠臼。对他而言，“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单位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作为前者对立面的）全人类，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由人构成的群体”，而“这个物种的社会，通常被称为文明”。因此，文明的本质是拥有共同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大型社会，并且是作为世界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最后阵地。汤因比是虔诚的基督徒，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一再呼吁抵制国家权力这个“新的异教信仰”（new paganism）与“偶像崇拜”（idolstrous worship），无论它是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面目出现。他甚至批判西方优越性的神话与 “直线前进”的“进步幻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他总是受到欧洲之外的反殖民主义者与东欧共产主义者的一致推崇。但这并不是在为文化相对论辩护。汤因比提出，作为个体的文明或许会消亡，但在全球范围内，文明作为贯穿历史的恒常因素，会一直保持稳定。正如他在出版于1947年的小册子《接受审判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中所写的：“诸般文明来来往往，但大写的文明每一次都能成功地以崭新的范式获得重生。”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似乎很抽象，但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汤因比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共鸣，令他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历史学家。他那么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他对世界各个文明的崛起与衰落做出了复杂深入的诠释，毋宁说是因为在20世纪中期动荡不安的数十年间，他能带给读者某种共同归属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更为广阔的历史使命感。
尽管如此，要定义文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大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系列剧《文明》（Civilization）中——由节目衍生的书籍被售往60多个国家——开宗明义：“什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无法以抽象的术语去定义它，我做不到。但我认为，当我见到它时，我能认出它来。”无论你如何看待克拉克在论断什么是文明而什么不是文明时，充满贵族风范而又轻松自信的姿态，他都确切地指出了确定“什么是文明”的难题。对他与其他人而言，它是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一系列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手工艺品的代名词，是一个民族或文化独特的物质遗产。用他的话说，那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的西方文化传承。对于其他人而言，对于文明的更直观的理解是都市生活的文化成果：道路与中央政府、食物生产与医院、货运船只与大教堂。德裔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里接受了这个观点，指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在于规模、包容性与持久性。文化“代表一个文明的艺术、哲学、文学与宗教的总和，而文明则代表为人类共同体带来秩序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律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总和”。在这番话里，尼布尔呼应了19世纪对文化与文明之间区别的定义，我们将了解到这一区别在德国最为明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曾被极力维护的二分法已不复原先的文化影响力，只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偶尔有人提起。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出版于1955年的经典作品《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反省人类学的局限，把文明的范围延伸得更广，将其定义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最后也最基础的物种归属的要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成为人类意味着，”他写道，“要属于某个阶层、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个大陆和某个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