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在位时期，朝堂上曾出现过一场颇有意味的辩论，由辕固生与黄生在御前展开。他们讨论的是商汤、周武取代夏桀、商纣的行为是否正义。黄生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他由此推论，商汤、周武的行为不过是以下犯上，难以称之为正义。辕固生则一语道破天机，他反问道：“那高皇帝刘邦是帽子还是鞋子？”这一问题让汉景帝当场紧张起来，忙叫停辩论，否则，汉家江山的合法性也可能被卷入质疑之中。这场辩论从侧面反映出，“武王伐纣是否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争议难题。

史书记载，周武王讨伐纣王的理由主要是纣王任用奸臣，疏远兄弟，沉溺声色，违背天理，使自己失去上天的庇护。因此姬发自认要替天行道，讨伐纣王。从《太誓》的记载来看，纣王的确有过失，可若以此为标准衡量历史上每一位被讨伐的皇帝，恐怕被“讨伐”的也太多了。而另一种历史观点则认为，姬发讨伐纣王更多是私仇作祟：姬昌被囚、伯邑考被杀，周武王趁殷商军队在外作战，发动偷袭，这种行为不免有悖武德，否则，纣王也不至于派奴隶参战。

历史有争议，文学作品争议更大。小说《封神演义》和电视剧《封神榜》将纣王描绘得更加复杂：他的“罪过”竟源于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女娲娘娘，由此引来女娲派出的妖精干预，从而导致商朝江山动荡。在电视剧里，纣王原本是一个相对正直的皇帝，与姜皇后及两个儿子的关系融洽，可在狐妖妲己的蛊惑下，逐渐误入歧途，发生了炮烙、虿盆、挖心剖腹等血腥暴行。换句话说，纣王更多是悲情受害者，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等到电视剧收尾，纣王终于识破妲己的妖精身份，悔恨莫及。他试图亲手惩治妲己，并为姜皇后哀悼，最终心如死灰，自尽而终。从这一角度看，纣王几乎是被动受害者，那么，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又何在呢？小说和电视剧里，西岐援军每次来援的理由总是“成汤江山气数已尽”，这未免是先定了结果再寻找借口。这样一来，关于武王伐纣是否正义，争议只会被加深。作品中，最大的“反派”并非纣王，而是妲己，而妲己的幕后推手，又指向了女娲。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封神演义》和电视剧《封神榜》构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存在根本性的裂缝：元始天尊和女娲似乎在暗中唱双簧，先通过妖术制造杀戮，再让姜子牙以封神榜“奖励”生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神仙阵营扩编计划。由此可见，《封神三部曲》的创作难题之一，便是如何从理论上证明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如果仅仅依靠纣王荒淫暴虐的描写，那就显得太浅薄，无法撑起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

《封神三部曲》规划为三部曲：第一部《朝歌风云》为纣王立人设，第二部描绘西岐保卫战，第三部才是武王伐纣的高潮。为了回答“武王伐纣是否正义”的千古疑问，第一部必须打下基础，并通过六个桥段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一，逼死苏全孝。苏全孝作为苏护的质子，被迫去劝降父亲。苏护为了保护冀州和家族利益，选择不投降，这是无奈而合理的行为。然而，殷寿却借此机会逼死苏全孝，达到对质子部队的洗脑目的，同时挑战和破坏了血亲伦理。

第二，弑父杀兄。在殷寿的凯旋庆功宴上，殷启试图刺杀父王，随后被卫士姬发所杀，殷寿顺理成章即位。这一切虽有妲己妖术操控，但普通人难以看透，上天却显然察觉，于是殷寿登基之时，天谴显现。弑父杀兄的设定，比纣王写打油诗更具说服力，而殷寿凭献祭承诺暂时平息天谴，也彰显了他心机深沉。

第三，逼质子弑父。殷寿在大殿上逼迫四位伯侯的质子杀父，谁杀父谁继位。这桥段残忍至极，却恰好凸显了殷寿无视伦理的残暴本性，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姬发尊重血亲的正面形象。

第四，食子。伯邑考在这一版本中从小说“营救父亲”的形象转变为“替父而死”，其父子情感被进一步凸显。殷寿虽答应以命抵命，却耍花招让姬昌误食子遗体，强化了其悖逆伦理、反衬姬昌一家。

第五，欺天。殷寿将封神榜据为己用，杀宦官试图掌控天谴，姜子牙立刻出手夺回封神榜。这桥段体现了殷寿的狂妄与欺天行为，为后续正义论证奠定基础。

第六，灭祖。比干为验证妲己身份与营救殷郊，在祖宗牌位前牺牲，殷寿仍执迷不悟，甚至焚毁祖宗牌位，其行为突破了伦理底线，将反派形象进一步推向极致。

第七，杀子。殷郊是殷寿唯一的儿子。其死因不仅是反对殷寿，更关乎妲己与长生不老计划。殷郊的死，使得姬昌与姬发对殷寿讨伐的正当性进一步明确。

通过以上七个桥段，殷寿彻底成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的大反派，姬昌与姬发无论出于报私仇还是消除天谴，都拥有正当理由，从而确立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编剧功力可见一斑：他们不仅延续《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的故事原型，更在逻辑、人物塑造和世界观上实现了升华，使整部作品更为完整而深刻。

该片的编剧团队包括冉平、冉甲男、乌尔善、曹升，剧本顾问为芦苇与詹姆士·沙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