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七十岁。他临终前立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而此时的刘弗陵年仅八岁，几乎还在襁褓中。面对这样的局面，武帝下诏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同时加封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共同辅佐年幼的少主。这种安排显然不同于成年帝王即位的情形，幼主登基隐藏着无数潜在风险。那么，汉武帝为何最终选择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继承人呢？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立储问题上，其实采取了排除法，这其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作为一位开疆扩土的皇帝，他需要的继承人应当稳重、能够让江山休养生息，而不是继承他一样的激进和强势。毕竟国家无法承受连年的征战与庞大的土木工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外戚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早先的太子刘据显然是最合适的继承人。汉武帝对此比其曾祖父刘邦更为清醒：刘据不像自己，但这并不妨碍他认定刘据是最理想的储君。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这是皇帝对太子的最高评价，而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则显露了父亲对将来托付儿子事业的深沉谋划。从中可见，汉武帝在立储问题上极为理智。虽然刘弗陵尚未出生，但汉武帝已对卫子夫移情别恋，对刘据不再偏爱，心中倾向新的宠妃和幼子。然而，他并未动过废长立幼的念头，更何况巫蛊之祸发生时，刘弗陵尚不足三岁，根本不可能以聪慧或类己成为储君。刘据惨死后，汉武帝痛不欲生，诛杀了参与陷害太子的人。此时，他已人到暮年，追求仙道无望，亦无暇再培养一个完美的继承人。

不同于他的父亲刘启，汉武帝的子嗣并不多。他29岁才与卫子夫生下第一个儿子，一生仅有六个儿子。二子刘闳、三子刘旦、四子刘胥，这三位儿子值得一同讨论，因为他们都与当时赫赫有名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的行为相关。卫青与霍去病都是战功显赫的典范，但从不为了名声涉足朝政。霍去病唯一的一次朝政行动，便是请求汉武帝封三位皇子为王，以确保他们远离皇位，为自己的太子表弟消除后顾之忧。这显示出当时霍去病对这三位皇子的潜在威胁心知肚明。

三皇子刘旦性格急躁，缺乏稳重。在太子去世后，他迫不及待地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屡次试探父亲。二皇子刘闳早已病逝，此时刘旦成为长子，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应继承皇位。然而，对于刚经历太子造反之痛、又失去爱子的汉武帝而言，刘旦的急躁和野心无异于挑衅，使汉武帝彻底厌恶他。四皇子刘胥虽血气方刚，有汉武帝的风范，但精力过盛、暴躁冲动，常常做出鲁莽之举，例如与熊搏斗，显然不适合继承大统。五皇子刘髆生于李夫人之手，是刘弗陵出生前汉武帝最为宠爱的儿子。然而，巫蛊之祸一年后，他的舅舅李广利与刘屈氂密谋造反，企图拥立刘髆登位。

刘屈氂是中山靖王子嗣之一，与李广利为亲家。在刘据尚存之时，仗着李夫人受宠、李广利受重用，便与卫家后辈拉帮结派，陷害太子。太子刘据被逼造反后，刘屈氂不仅逃过杀身之祸，还向汉武帝报告平叛情况，并参与镇压太子反叛。对于身陷悲痛、开始追责害死太子之人的汉武帝而言，刘屈氂与李广利都不可能安然无恙，加之刘旦对储君之位觊觎已久，他们的阴谋最终暴露，李广利叛逃匈奴，刘屈氂被腰斩，刘髆也彻底失去继承机会。

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唯一可行的选择便是年幼的刘弗陵。汉武帝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深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理解国赖长君的重要性，不可能因为宠爱勾弋夫人而废长立幼。如果活着的年长儿子中有一个靠谱的，刘弗陵绝无机会。汉武帝在安排好霍光辅政班底后，便立即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处决其母亲，以稳固权力。刘弗陵果然不负众望，他在识破桑弘羊、上官桀对霍光的诬告时，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天赋，那一年，他还不到十四岁。可惜的是，刘弗陵英年早逝，否则他本可成为一代中兴之主。

幸运的是，他的后继者——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皇帝。西汉时期，七代帝王接连执政，既未出现昏庸之君，也未有庸碌之辈，实属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