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了控制湘军，清廷可谓用心良苦，两大狠招逼迫曾国藩就范
弓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古训几乎概括了中国封建王朝对功臣的铁律。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便面临着这样微妙而险峻的局势。彼时，他掌握的湘军号称三十万，声势浩大，甚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则皆依国藩为重之说，可见其影响力之广。
随着湘军势力日渐强盛，清廷的疑虑也随之升高。依赖湘军镇压叛乱固然必要，但如何防止外强中虚、权力旁落，成为朝廷必须思虑的重点。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枢密大臣们，采取了两条主要手段来控驭汉臣的权力。 其一，是在湘军内部制造分化，离间汉臣之间的关系。清廷深知湘军营制特点——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军权高度集中于首领个人，中枢难以干预，且因人成军，系统并非一体。因此，朝廷广泛扶植反曾势力，挑拨湘军内诸汉臣的关系，以便在关键时刻掌握主动权。 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便是典型案例。左宗棠素来不服曾的管治，觉得其用兵拙滞，对部下约束过严。但二人终究存在上下级关系，彼此尚有顾忌。清廷洞察此机，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趁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仅一年、战绩未显、浙江尚未完全肃清之际，将其升为闽浙总督，统辖两省军政事务。一方面将曾国藩原掌管的浙江军务转交左宗棠，削弱曾的实力；另一方面，使左宗棠的地位一夜之间与曾平齐，打破了他们之间原本的从属关系。 与此同时，在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过程中，朝廷再次施展老手法，对沈葆桢偏袒有加。军机大臣在谕旨中写道：曾国藩军营，各省协饷及厘金等数，为数甚巨，通盘筹划，尚可补苴搘拄。其江西茶税牙厘，请拟照该抚所请，归本省分提一半。此举不仅削弱了曾国藩的财政实力，也加剧了他与沈葆桢的矛盾，实现了控御汉臣、以策我用的目的。其二，则是逼迫曾国藩主动削减兵权。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奕等军机大臣从曾国荃奏报中获知攻陷天京的喜讯，但二十六日寄出的谕旨中，却没有对曾氏兄弟的功绩予以嘉奖，反而词气颇严，严厉指责曾国荃。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看过此文后便意识其中奥妙，指出：此次廷寄忽加厉责，其中别有缘故，余知其约略，而未敢臆断。果然，数日之后，奕等又借御史贾铎奏折，追问天京金银下落，以此进一步告诫曾国藩。 不仅如此，奕等对曾国藩的军权限制从未放松。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朝廷便令满将官文虎驻守武昌，全程监视曾国藩与胡林翼的行动，故曾、胡以全力结欢官文，每奏事必推为首署，报捷之疏，待官而发。同治元年（1862年），官文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而曾国藩终其一生仅为武英殿大学士，可见清廷用心之深。再加上任富明阿为江宁将军，统率冯子材等军分守扬州、镇江，而满将僧格林沁驻皖北，三路大军形成对湘军的牵制与包围。 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时，咸丰帝曾言：日后能克服金陵者，可封郡王。然而，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天京后，廷议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无先例为由，仅封其为侯爵。在如此局势下，曾国藩唯有主动裁减兵权，才能保全自身性命和功名。天京克复后，曾氏兄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裁撤湘军、停解广东厘金、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以此削弱羽翼，消除清廷疑虑。 通过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控驭，清廷成功化解了太平天国之后潜在的内部隐患，实现了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的中兴局面。从这一点来看，以慈禧、奕为首的最高统治者，的确是在政治操作上深谋远虑，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