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6月19日电(林波)6月19日，端午节，各地进入“龙舟时间”。大江小河上，鼓点如雷，桨叶翻飞，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短视频里，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子拼劲。

同样的奋力向前，其实不只发生在今天的水面，也在博物馆里。在浙江宁波博物院“东方神州”展厅，一件巴掌大的青铜器上，就铸刻着一场两千多年前的“竞渡”：四人头戴羽冠，端坐轻舟，双手持桨，动作整齐划一，仿佛能听见穿越时空的号子声。

“羽人竞渡纹铜钺”。(宁波博物院供图)

这件文物，便是1976年出土于宁波鄞县云龙镇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如果说今天的龙舟是速度与激情的现场直播，那么这件青铜钺，便是古人留给人类的一帧“历史切片”。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竞渡”？

时间回到1976年12月，云龙镇甲村公社的社员在开挖河道时，于石秃山旁的农田中，距地表2.5米至3米深处发现了这件铜钺。

“出土时它色泽如金，金光灿灿，与同时出土的青铜剑、青铜矛形成鲜明对比。”据宁波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主任徐琴介绍，经光谱分析，这件铜钺的含铜量高达93%。

钺由石斧演变而来，在商周时期已演变为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礼器。这件铜钺器形呈“风”字形，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它体量小巧、无使用痕迹，正是代表王权与礼制的器物。

“羽人竞渡纹铜钺”铸有精美纹饰。(宁波博物院供图)

然而，真正让它成为“镇馆之宝”的，离不开器身上那幅独一无二的纹饰。

这件铜钺一面素面无纹，另一面则铸有精美纹饰。上方是两条相向的龙纹，昂首相对、尾向内卷，线条婉转流畅；下方以一道弧形边框线表示一叶狭长的轻舟，舟上坐着四人，皆头戴高高的羽冠，双手持桨，正奋力划船。

寥寥数笔，却充满了动感与力量。

“铸造者用抽象的方式勾勒出他们屈腿而坐的身体，而划桨的手臂则以直线表现，与曲线勾勒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在徐琴看来，四人动作整齐划一，羽冠迎风飘动，与现代赛龙舟的画面几乎无异。

这正是“竞渡纹”的直观体现——2000多年前的越地先民，已经用这种方式记录下了水上竞逐的瞬间。

铜钺出土地宁波在战国时期属越地。古越人依水而居，《越绝书》记载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从距今8000多年的井头山遗址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宁波先民早已掌握了独木舟和木桨的制造技术。铜钺上的“羽人”，正是当时越地先民的真实写照——他们因崇鸟而头戴羽冠，自称“大越鸟羽之人”。

这幅“有龙又有舟”的纹饰，与端午龙舟文化究竟有何关联？

据学者闻一多在《端午考》中的考证，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

宁波博物院院长张亮指出，铜钺出土时并没有伴随与端午相关的文字。但舟之所以与龙发生关联，与当时的龙崇拜有着莫大的联系。越人以龙为图腾，他们喜欢竞渡，所以为舟身装饰龙纹，向龙神表明自己是龙的亲族，期待在航行中受到龙神保护。

这件铜钺上的纹饰，正是古越人祭祀龙神、举行图腾崇拜的实物佐证。

这件铜钺的纹饰风格，也并非孤立存在。徐琴介绍：“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就有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从良渚到春秋战国，这种羽冠人物形象一直没有超出古越族群的发祥地，说明它是越文化系统独有的产物。”

而这样的“竞渡”纹样，后来也随着越人的迁徙向南传播。“在江西、广东、广西甚至越南，都出土过带有类似羽人划船纹的青铜器和铜鼓。”徐琴说，“比如两广地区南越王墓出土的提桶、铜鼓，纹饰更复杂，还出现了飞鸟(翔鹭)、鱼、龟乃至祭祀场景等新的内容，云贵地区的铜鼓上还融合了当地特有的动物纹，如牛纹、鹿纹或剽牛场景等。这反映了百越先民沿着海岸线南下的文化传播路径。”

不仅如此，舟船技术也在纹饰变迁中清晰可见。

“从我们这件铜钺上简单的线条舟，到南越王墓提桶上清晰的水密隔舱结构，能看出造船技术不断精进。”徐琴强调，“越人从江河走向近海，正是这些技术积累，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羽人竞渡纹铜钺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件精美的青铜器。纹饰中那整齐划一的划桨姿态，与现代竞技体育的审美不谋而合。

如今，“羽人竞渡纹铜钺”频频出现在重大活动中。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它作为中国悠久体育竞技的实物史料，成为申报依据之一；它也是宁波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性文物。

从水面到展柜，从亲身挥桨到隔玻璃凝望——看竞渡的方式变了，但那份同舟共济的劲头，两千多年来似乎从未走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