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拓片历来受到金石、书法、文史工作者等所喜爱，是人们研习、欣赏书法的核心载体。同时，碑帖、拓片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碑拓市场也是书法产业重要的一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曾拥有过很长的辉煌时期，考察它们的形成、发展对书法产业史研究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碑帖与拓片

（一）碑帖

『碑帖』包含了『碑』与『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碑，最早称谓起源于汉代，《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三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其中墓冢之碑原来用木头制成，后改用石头，而它却正是后代所谓碑的真正祖先。墓冢之碑既然是为下葬所设，后来人们就在碑石上书写、镌刻死者的功德，以使之流传于后世，于是逐渐发展成后来有文字的碑。碑又有广、狭二种含义。从广义来说，它泛指多种形制的石刻文字，是除刻帖外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碑、碣、墓志、塔铭、造像、摩崖刻石等）的总称；从狭义来讲，它仅仅是上述诸多石刻种类中的一种，或是碑碣合称。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字迹，称之谓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谓帖。后来帖的范围逐渐扩大，一般泛指笔札，其中包括书信及其小件帛书和纸书。清顾君《书法概要》谓：『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缣半纸珍藏墨迹者，皆归之帖。今晋人之书，其流传者，王、谢、锺诸书，皆帖也。』帖原来并非为刻石而写，后世为保存和推广流传，以手札、散绢、另纸等为底本选摹上石，然后拓制成片或据片裁订成本，这种整理出来的东西，统称为『帖』，又称『法帖』。

《温泉铭》拓本尾部及墨款

碑（此处指狭义的碑）与帖（此处指刻帖）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⒈功用差别：碑主要在于追溯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非传扬书法，故唐以前之碑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彼时刻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唐以后碑之名家书法日渐增多，乃出于刻碑者欲借名家之名彰显身份之故。而刻帖功用在于传播书法，即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故书法优劣是选择标准，很少顾及书写内容。

⒉书体差别：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书碑，才开始有行书勒碑出现。草书刻碑除武则天《升天太子碑》之外，绝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以行、草书及小楷为盛。

⒊形制差别：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虽然一面刻字为主，但也有两面，甚至四面刻字的。而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除极少数为拓制方便刻两面外，基本上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⒋刻制差别：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行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行刀方便而使字的笔画产生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甚至有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者，刻工的艺术情趣表露无遗，金石味十足，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而刻帖要求忠于原作，都是摹勒上石，程序复杂，每道工序均不得掺入己意，力追毕肖。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碑帖艺术自出现以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可以说代有佳构，持续不衰。其书体俱全，内容丰富，譬如王朝建国、典章制度、战功记录、封疆定界、农业丰歉、社会治乱、宗庙立主、世族谱系、抗灾济民、掘井开路、立界买地、书札医方、名人经传、游览题名以及诗文杂著等，可谓无所不包，范围广泛。凡从事碑帖研究工作的人们都认为碑与帖有专门学问，所以历来又有碑学和帖学之称。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语境下的『碑帖』合称，是指将浸湿的纸张置于金石或其他质地刻物之上，经过捶拓、施墨等工序，影显出文字、图案的独特的艺术品，又称『拓本』或『拓片』。从这个角度来看，碑帖与拓片的意思基本上是一回事。

（二）拓片

如前所述，拓片是指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后的成品，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方法。除有凹凸纹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摩崖、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刻帖等，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记录。拓片的拓印技术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等，因有拓片传世，才能见到原碑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地震时被毁，传世拓片遂为珍品。其他如东吴《天发神谶碑》、北魏《张玄墓志》、唐柳公权《宋拓神策军碑》等原石亦都早已毁灭，原拓皆为孤本。若没有拓片，后人将难睹庐山真容，会成迷局一团。

碑刻拓片约衍生于南北朝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彼时有《周易》《尚书》《春秋》《论语》等石经拓本三十一卷传承下来，藏于『秘府』。由此可以推断在梁之前，以至汉魏时期就应该有碑刻拓片的存世了。因为一定数量的拓本的出现，必然是在吸收并继承前代拓印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追溯碑帖拓片的源头，『若以实物为据始于唐初，以载籍为据始于梁隋，以推度论之汉魏或有』。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碑刻拓片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裱纸上有墨书『永徽四年(六五三)八月五日围谷府果毅儿』一行。与《温泉铭》拓本同时发现的还有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拓本剪裱残页、唐人书《陀罗尼经》拓本剪裱残一页、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立碑横刻，装裱成卷子本）。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这四种石刻拓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

二、刻帖

刻帖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据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图书碑帖》：『江南后主，尝诏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之石，名「升元帖」。此刻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也。』故刻帖多以南唐后主李煜刻《升元帖》为开端。但北宋淳化年间太宗旨王著摹刻《淳化阁帖》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以后辗转摹刻者渐多，刻帖成风，致使宋、元、明、清帖学兴盛并主导书坛。清代后期延至民国，虽碑学大兴，但刻帖依然不衰，可见刻帖生命力之顽强。下边试就宋以来各代刻帖情况作一简要考叙。

（一）宋代

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诏王著刻成《淳化阁帖》，是为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被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此后刻帖之风渐兴，效仿者众。如以《淳化阁帖》为基础，稍加增减、调整的就有《绛帖》《大观帖》等。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命刻《绍兴米帖》专刻米芾墨迹，宋孝宗再出内府所贮《阁帖》重刻禁中，称《淳熙阁帖》，后以南方新收集的晋唐名家法书，刻成《淳熙秘阁续帖》。当时刻帖除宫廷内府外，地方官署和私人也都摹刻。从刻帖形式来看，又有单、丛帖之别。丛帖(亦称汇帖、集帖)又可分为历代汇帖(数朝数家)，断代汇帖(一朝数家)，个人汇帖(一家数帖)三种。从刻帖性质来看，有官、私帖之分。凡帝王、诸侯或地方官府所汇刻，并兼有官方书法『教科书』性质之刻帖为官帖，余则为私帖。

⒈官帖

《淳化阁帖》因刻于淳化年间，并藏于秘阁，故取此名。此帖共收入唐代以前历代帝王及名人法帖一百零三家、四百二十种。如此规模的一部汇帖，在当时是颇费物力和劳力的。朝廷除诏令各州县进纳法书真迹外，还鼓励士民献出、借用私人藏品，官府给予奖赏。又召集大量宫廷摹书人临摹、复制锺繇、王羲之等书。终以枣木镂版刻就，计一百八十四版，两千二百八十七行。更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硅墨拓印上百部。『祖帖』数百页全为正宗千年澄心堂纸（此纸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张，鼓足勇气也『此纸不敢书』，清代乾隆御制的仿造品，如今每开张拍卖也得三万元人民币，可见贵重异常），装订好后用织锦缎覆面，以楠木配匣。堪谓工程巨大，蔚为大观。

《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书法普及运动。许多古人书法因此得以流传。它取代了唐人『响』技术，是真正的复制技术革命，不仅节省时间，大大降低了成本，而且也可将名家真迹化身万千，惠泽士民，从此打破了书法名帖为少数皇室贵族特权阶级垄断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玉版十三行》原刻石 首都博物馆藏

《淳化阁帖》原刻版与作为底本的历代名帖原作毁于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的一场大火，故此帖存世拓本多为翻刻，宋代官方翻刻著名的就有『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等。宋代其他著名的官帖还有《大观帖》《淳熙秘阁续帖》《汝帖》《姑熟帖》等。

《大观帖》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又因与《秘阁续帖》《孙过庭书谱》《贞观十七帖》同刻于内府太清楼，所以又共称为《太清楼帖》。大观三年(一一○九)，宋徽宗因《淳化阁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更定第次，稍加厘订，《大观帖》刻勒于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均极纯熟，加之徽宗本人、蔡京都精通书画，无论对选帖还是刻工自然要求严厉，所以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摹勒精细准确，刻工精良，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但刻成后不久即遭靖康之变（一一二七），北宋拓本传世无多。重为摹勒上石，亦为十卷，标题皆为蔡京手书。

《淳熙秘阁续帖》刻于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孝宗以内府自南渡后续得墨迹摹勒上石，共计十卷。此帖宋亡后毁灭无存，流传绝少。

《淳化阁帖》安思远藏本

《汝帖》刻于大观三年(一一○九)，知州王刻石汝州而名。王从《淳化阁帖》《绛州帖》及『三代而下迄于五季字书百家』中，选出先秦金文八种及秦汉至隋唐五代名家书法九十四种共一百零九帖，荟刻十二石。因编辑谬陋，内容庞杂，而多伪迹，后世多不重视。但《汝帖》作为存世很少的地方官府翻刻本，自有其独特之价值。《姑熟帖》，约刻于淳熙五年至十六年(一一七八—一一八九)。代郡杨倓、鄱阳洪迈刻石当涂郡斋，而当涂即姑孰县治，姑孰亦作姑熟，故名《姑熟帖》，亦名《姑孰帖》。原卷数不详，今残存苏子美诗一首半，苏东坡诗文五首，陆放翁诗九首，以坡书最精。

⒉私帖

（1）历代汇帖

以《绛帖》《宝晋斋帖》《博古堂帖》《群玉堂帖》等为著名。

《绛帖》因刻于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而名，宋代曾宏父误指《绛帖》是驸马潘正夫所摹刻，故又称『潘驸马帖』。皇祐、嘉祐年间（一○四九—一○六三），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底本，重为增删刻勒，共计二十卷。相传潘氏死后，其两子各分得十卷。长子因负欠官钱，所得前十卷，被没收入公库，绛州官署补刻后十卷，并刻『日、月』等二十字，以识其第次，名为公库本；次子补刻前十卷，名为私家本。

《宝晋斋法帖》因米芾斋号『宝晋斋』而名。崇宁三年(一一○四)米芾取书迹入石，旋遭兵火而残毁。后葛祐之据火前善本重新摹刻。曹之格通判无为，复加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与米帖多种，汇为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十卷本《宝晋斋法帖》是当前公认的宋拓全本。

《博古堂帖》又称《越州石氏帖》，绍兴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越州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石邦哲辑刻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所刻魏、晋、唐人书法，凡二十七种。此帖选刻俱佳，摹勒精彩，倍受鉴赏家推许。文徵明的《停云馆帖》第一卷晋唐小楷大多依据此帖。原石早佚，拓本至清代已经没有完本，可信的很少。

《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约刻于嘉泰、开禧间(一二○一—一二○七)，韩胄辑家藏晋王羲之至宋代帝王、名人墨迹共十卷。由其门客向若水编次，摹勒上石。向若水精于鉴赏，擅长刻帖，所以此帖摹刻精善。开禧年间，韩胄被诛，其帖没收入内府。嘉定年间改为今名，拓本流传极少，明代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残本数卷。

（2）断代汇帖

以《郁孤台法帖》《凤墅帖》等为著名。

《郁孤台法帖》刻于绍定元年（一二二八），聂子述辑刻本朝人李建中、蔡襄、苏轼、黄庭坚及徽宗赵估等书家诗文墨迹上石，尤以苏、黄为主，集中展现了宋代一流书家书艺。此帖摹刻精善，且版心之巨为历代法帖之最（纵长三十九点五厘米，横为二十二点七厘米）。原有卷数无考，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残帙二函，属海内孤本。

《凤墅帖》刻于嘉熙淳祐年间(一二三七—一二五二)。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曾宏父集刻的本朝人墨迹，共四十四卷。刻工精细，惜全帙早失，上海图书馆珍藏有宋拓本残帙十二卷，属海内孤本。

（3）个人汇帖

以《忠义堂帖》《东坡苏公帖》等为著名。

《忠义堂帖》刻于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永春(今福建省永春县)留元刚刻石，均为唐代颜真卿书迹，共十卷，嘉定十年（一二一七）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巩嵘续刻一卷。

《东坡苏公帖》，又名《东坡书髓》《西楼帖》。刻于乾道四年(一一六八)，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汪应辰集刻于成都，共三十卷，均为苏轼书。

（二）元代

元代统治者来自漠北，对汉文化缺乏认识和理解，故皇家对刻帖无动于衷，自然谈不上推动与支持，造成有元一代丛帖摹勒衰微。据《元史》记载，至元六年(一三四○)，元顺帝命周伯琦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与智永《千字文》刻石阁中。这是元代唯一记载官方刻帖的史料，但拓本未见传世，而私帖则以《乐善堂帖》最为著名。

《乐善堂帖》，刻于延祐五年(一三一八)，赵孟的门生顾信集赵孟书迹刻石。所收墨迹均赵氏精品，镌刻者四明茅绍之、姑苏吴世昌皆是当时刻碑高手，摹勒极精良。下册后附名《贤集帖》三卷，残存姜夔书迹等，历来为人所重。国家图书馆藏有元拓本残帙两册四卷，属海内孤本。

真赏斋帖

元代的刻帖，当然不止于上述几部。据明万历间高濂著《遵生八笺》中《元碑帖》条，除去碑刻外，凡三十五种，若《鲜于太常进学解》《赵孟兰亭十三跋》《宋克书杜诗出塞九首》等。但其中汇刻丛帖仅著录《乐善堂集赵诸帖》一种，其他皆为单刻帖。比起宋代成千上万来说，真可谓一落千丈。

（三）明代

明代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帖学与刻帖盛行。与同期繁荣发达的私帖相比，明代的官帖并不发达，帝王未亲诏汇刻丛帖，但藩王府却刻了三部丛帖，即周藩之《东书堂集古法帖》、晋靖王之《宝贤堂集古刻帖》、肃藩之重刻《淳化阁帖》。其中周藩之《东书堂集古法帖》不失为明初一大巨制，在椎拓用纸用墨方面极有特色。据王靖宪先生云：『初拓本墨色深黝如漆，奕奕有光。作深碧色，似非纯用墨者。』《宝贤堂集古刻帖》为弘治皇帝所赞赏：『见其采辑详悉，制作不苟，已置之便殿，以备燕闲。』可见其地位之高。肃藩之重刻《淳化阁帖》在西北边陲地区刻成，虽为翻刻，但其刻工对摹勒之业的虔诚更值得称道。大型丛帖的摹刻，带动了民间刻帖的风行，特别是吴门地区私人刻帖的兴盛。

明代私帖数量极多，著名的有《真赏斋帖》（华夏辑刻）、《停云馆帖》（文徵明撰集）、《馀清斋帖》（吴廷撰集）、《来禽馆帖》（邢侗选辑）、《戏鸿堂法帖》（董其昌辑）、《郁冈斋墨妙》（王肯堂）、《烟堂帖》等。这些私帖，大多由著名书家勾摹，著名刻工刻勒，因此具有很高的质量。吴门、金陵、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盛行的刻帖之风及刻帖高手，还逐渐带动了刻帖在其他区域的盛行。如山东济宁邢侗刻《来禽馆帖》，就专门请了吴郡的吴士端双钩，由管驷卿摹刻。王铎的《琅华馆真迹》由吴中的张翱等刻勒。总之，各地刻帖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古帖和今帖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书法的商业化、通俗化。适应了普通文人对法帖的需求，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产业。

一种好的刻帖，因传古帖精神，会出现许多翻刻本。海宁陈元瑞集刻的《玉烟堂帖》『皆以墨迹上石，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翻刻本无虑数十百通，皆不能乱真』。翻刻本虽不如原帖精准，但客观上推进了书法文化的世俗化。故私帖兴，摹刻本多，古法帖于是有了广阔的流传市场。

刻一部好的私帖需大量的资金投入，周期也往往很长，如邢侗用了长达十四年的时间方刻毕《来禽馆帖》，为刻帖、搜帖费去大半家产，以致家道中落。因此，并不是普通人都能刻得起帖的。书帖文化筑基于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是著名收藏家与出资富商，官僚与第一流鉴赏家、刻工合作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市民阶层涌起，资金雄厚者不乏其人，如《馀清斋帖》辑刻者吴廷是徽州巨商，《戏鸿堂法帖》辑刻者董其昌，《净云枝帖》辑刻者蒋如奇等皆为大官僚，《晚香堂苏帖》《来仪堂米帖》等辑刻者陈继儒是家境殷实的隐士。他们除徽商外，官宦、隐士收入多来源于题诗、作画、写序、撰写碑志等的润笔之资。

黄宗羲《思旧录》记崇祯二年（一六二九）拜访陈继儒的情景：『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正是有了这种经济实力，他才会刻十分专业的《晚香堂苏帖》。在资金保障的基础上，一部好帖还需要能书精鉴的大家把关，如新安吴廷汇刻的《馀清斋法帖》，就特邀董其昌与陈继儒为他挑选作品。为了把好关，鉴赏家甚至亲自手摹上石，如文徵明父子亲自勾勒《真赏斋帖》，邢侗亲自勾勒《来禽馆帖》等。鉴赏家、巨商，花巨资收购、鉴定名帖后，还须重金聘请名工刻之，当时的章简父、吴尚端等就是当时一流的刻版高手，著名的《真赏斋帖》《来禽馆帖》就分别出自他们的手下。名迹、名鉴、名工，行情自然看好，从而促进了私帖的蓬勃发展。

好的拓本、帖石不仅可以交易，还可以典当。如邢侗对佳帖收藏不遗余力，据邢侗《题家藏宋拓澄清堂帖》云：《澄清堂帖》『四千为人购去』。后落于文徵明停云馆，而邢氏以三十千得之停云并刻入《来禽馆帖》。又邢侗去世以后，明朝兵部尚书王洽为了纪念邢侗，广泛搜集了邢侗的手迹并花重金从江南聘请了名工刻手吴尚端上石，前后三易其刻，耗六年的时间刻成七卷四十八石瑞露馆《来禽馆真迹》。王洽去世后，家境败落，其后人将帖石当入临邑东关当铺中，后来没有能力再赎回。邢侗女婿乐陵人史高先到临邑岳丈家探亲，出资赎出并带回乐陵。佳帖的价值之高可见一斑。

（四）清代

清代是继宋、明之后刻帖的又一高峰，且刻帖数量远超宋、明，达到鼎盛。

⒈官帖

清代官帖以前期为盛，单清宫镌刻法帖就有百种之多。据《国朝宫史》所记，康熙时，有《懋勤殿法帖》《渊鉴斋法帖》《避暑山庄法帖》《乾清官赐宴联句诗帖》《行殿读书赋帖》《畅春园记帖》《尊亲帖》《朱子全书帖》《曹娥碑帖》《百家姓帖》《千字文帖》等二十四种。雍正时，有《朗吟阁法帖》《四宜堂法帖》《得雨诗帖》《朋党论帖》《重农谕帖》《惜谷谕帖》等八种。乾隆时刻帖繁多，既有集历代名家书法的丛帖，又有康熙、乾隆个人的专帖，以后者为多。为刻好御帖，清朝内务府还专门设立御书处，负责皇帝和大臣奉敕作书的刻制拓印事务。因是奉旨摹刻的皇家事务，故御书处刻工严谨精细而且都忠实于原作风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为刻《三希堂法帖》，还专设总理、排类、校对、监造、监刻诸臣，规模、收录、刻工诸方面俱精。至乾隆末，御书处已经摹刻碑帖及御书达七十余种。

《三希堂法帖》首页局部

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摹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是清宫刻的第一部丛帖。康熙帝取内府收藏旧拓与名人墨迹，由沈荃等奉旨摹勒上石，历时四五年完成。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摹勒上石的《渊鉴斋法帖》和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摹勒上石的《避暑山庄法帖》则是以康熙自己的书法和临摹历代书家名迹刊刻而成。乾隆元年摹勒上石的《朗吟阁法帖》和《四宜堂法帖》，乃将雍正所书的训谕及各体诗文，以及临摹诸家的名迹刻成。这些帖刻成后，都储藏在宫中，传拓很少，流传在民间更少，所以知者不多。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摹勒上石的《敬胜斋法帖》四十卷，乃将乾隆自己所写的诗、经书及临摹古代书家名迹刻成。乾隆还命内廷诸臣为张照、汪由敦、刘墉所书御制诗文和临摹的名人墨迹，分别编次摹刻成《天瓶斋法帖》十卷、《时晴斋法帖》十卷、《清爱堂帖》等。乾隆时除著名《三希堂法帖》外，以《墨妙轩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等为著名。乾隆以后宫廷刻帖逐渐减少。

清宫还翻刻前人的整部刻帖，其中翻刻最多的当首推《淳化阁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高宗敕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以内府旧藏『赐毕士安本』勒石重刻，每帖旁列释文，末附考正，按时代先后顺序正之。此帖石毁于咸丰年间，仅存残石数块，全帙拓本颇不易得。近世容庚《丛帖目》序曰：『丛帖之刻，始于《淳化阁帖》，而极盛于清代。』据统计，历代丛帖有三百五十余种以上，《丛帖目》一书著录了三百一十余种，其中清帖就高达二百余种。

⒉私帖

早期的私帖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如卞永誉的《式古堂法帖》、陈春永的《秀餐轩帖》，虽从明末开始刊刻，但都是到了清代才完成。《职思堂法帖》《翰香馆法帖》《秋碧堂帖》，都是康熙间刻成的法帖。卞永誉、梁清标都是清初著名收藏家，他们所刻的法帖，鉴别之精、刻工之优良，在当时法帖中是第一流的。清代初期集刻个人书法的法帖，以集王铎书法的《拟山园法帖》和集傅山书法的《太原段帖》最为著名。

清代中期，天下富庶，文化繁荣，在高宗弘历的影响之下，刻帖风气迅速蔓延，士大夫们鉴藏书画、汇刻丛帖蔚为风尚。著名的如曲阜孔继涑刻有《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谷园摹古法帖》《国朝名人法帖》等。其子孔广廉亦嗜刻帖，荟萃孔氏所刻各帖，有一百零一卷，名为《孔氏百一帖》。其时江浙地区一如前朝，依然是刻帖主要集中地。究其原因，源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刻帖风气的传承以及文人墨客的集结。如嘉庆间，金匮(今江苏省无锡市)钱泳以工书著名，亦嗜刻帖，一生刻有《经训堂帖》《宝晋斋法帖》《清爱堂帖》《惟清斋帖》《写经堂帖》《秦邮帖》《问经堂帖》《吴兴帖》等二十余部帖，还摹刻了大量的碑碣、墓志等。歙县(今安徽省歙县)鲍漱芳有《安素轩帖》，叶应阳有《耕霞溪馆法帖》等。

清后期，尽管碑学崛起，但丝毫不影响刻帖之风的炽盛。其时广东刻帖开始异军突起，究其原因，主要是粤籍的官僚、富商收藏古人书画风气浓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收藏家。他们财力雄厚，收藏丰富，竞相摹刻。如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叶梦龙官户部郎中，父廷勋喜书画，收藏极富。梦龙习有父风，居京师日，结交多一时胜流。道光十年(一八三○)，刻有《友石斋帖》《风满楼帖》等。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金石学家吴荣光晚年萃毕生搜罗之古碑墨迹勒为《筠清馆法帖》《岳麓书院法帖》。这些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法帖。道光以后，潘仕成先后用了三十七年刻有《海山仙馆丛帖》，刻帖时间之长，投入财力、物力之多，不仅是晚清广东刻帖之首，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此外，潘正炜刻有《听帆楼集帖》，伍葆恒刻有《南雪斋藏真帖》，孔广陶刻有《岳雪楼鉴真法帖》、陆心源刻有《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等。其他地区刻帖有名者，有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县)杨守敬刻有《邻苏园法帖》等。

由于利益驱动，清代刻帖盛行的同时，亦有大量伪帖流行，如钱泳所记：『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履园丛话》)艺术品的复制作伪，自古有之，由清代伪帖泛滥可窥彼时佳帖之价值。

（五）民国

民国时期(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刻帖艺术发展逐渐进入衰退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日盛，钢笔、铅笔被广泛使用，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法帖的应用范围日益缩小。特别是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影印术与石印术甚至直接取代了刊刻法帖的传统工艺，法帖摹勒之风自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安徽裴景福用时四十余年，耗金十余万刊刻的三十六卷《壮陶阁帖》。其卷帙之大、摹刻用时之长、包容书人书作之多，历代法帖无一能望其项背者，影响颇盛，是民国时法帖的代表作。此外，冯恕摹勒的《蕴真堂石刻》，慈仁顾祠摹刻的《顾祠集帖》，山阴吴隐撰集的《印人画像帖》等，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后虽有编集法帖者，但已不是刻石传拓，只是影印制成，已不属石刻范围了。

碑帖、拓片历来受到金石、书法、文史工作者等所喜爱，是人们研习、欣赏书法的核心载体。同时，碑帖、拓片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碑拓市场也是书法产业重要的一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曾拥有过很长的辉煌时期，考察它们的形成、发展对书法产业史研究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 碑拓市场

在印刷术发展的前期，碑帖拓本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学习书法或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正因为具有如此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碑帖拓本一直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及书画商竞相收集珍藏的艺术品。宋代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开创了收藏研究碑拓艺术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两周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明、清及民国更是碑帖拓片收藏之高潮，主要收藏拓片大家有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有收藏就会产生有流通，就会产生经济价值。笔者试对唐以后各朝代碑帖拓片收藏、流通等市场情况作一简要考述。

西安碑林一角

（一）唐代

碑帖艺术在唐代已趋于成熟，前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永徽四年拓本等即是明证。唐代拓片用纸为质地坚韧的藏经纸，拓墨黝然深厚，墨光紫黝可鉴，字画清淅犹如新刻，且多有装裱。唐天宝四年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李齐古上表云：“遇陛下兴其五孝，忝守国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扬文教，不胜抻跃之至，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臣齐古谨白。”4其中“本分上下两卷”，应是将碑文拓片裁成条排版装裱的，可见彼时已有成熟的装裱技术。

石台孝经

唐代应该是中国碑帖市场的形成初期。唐初太宗李世民十分喜好书法，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书法发展的文化政策：开科取士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设置弘文馆，教授书法；宫中设立搨书局，摹搨以王羲之为主的前代书家手迹。朝野上下习书、作书风起，开官方崇尚书法艺术之先河，也为拓片的发展和流播以及拓片的民间化埋下了伏笔。开元年间，一本由赵模等所拓的《兰亭序》就价值数万钱。但据现有资料，此时碑帖拓本交流的范围还多限于皇亲贵族之间。据《金雉琳琅》载，唐武德九年（626）虞世南书《庙堂碑》刻成以后，拓成墨本进呈，唐太宗特赐虞世南王羲之黄金印一颗。虽是赏赐，但侧面反映了碑拓之金贵，实非普通人所能承受。

《温泉铭》（局部）永徽四年拓本（法国巴黎图书馆藏）

（二）宋代

“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黄庭坚诗句）5。宋代以降，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碑帖的繁荣，实现了拓片的民间化，取得了拓片史上的最高成就。金石学的兴盛为碑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椎拓技艺的精湛与纸墨的精良为碑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出现则为碑帖这一独特的艺术品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将其完全纳入市场流通领域。由此可以想象宋人对碑帖的重视程度。碑帖的商品化，促使了以椎拓为业的拓工群体、以鉴赏为主的收藏群体以及以装裱、销售为主的经营群体的逐步产生，进而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碑帖供销体系。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摹勒的《淳化阁帖》，揭开了丛帖刊刻的序幕，翻开了拓片发展历史的新篇章。鉴藏界有“唐摹宋拓”的赞誉，可见宋拓技艺之精良，其规模历来为后代所仿效。宋拓的特点是：一是纸墨精良，拓工讲究；二是薄纸拓者作淡墨，清淡雅洁，毫发毕现。厚纸拓者作重墨，沉静黝黑，锋棱毕露。宋时有不少孜孜以求，终其一生，心力尽萃于斯的金石学家。除前述欧阳修、赵明诚外，又如刘季孙，赵明诚尝谓:“迩有刘季孙景文者，知名士，与余先公有旧。家藏金石刻千余卷，既没，其子不能保，为一武人购得之。”6苏轼《乞赙赠刘季孙伏》亦云：“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担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一食晋州，旅樵无归。”7又如赵孟坚“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8，可见他们对古玩书画收藏的痴迷程度。而“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按此帖在宋时蒲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9名帖价格之重可见一斑。

宋代碑拓需求、交易相当活跃，南宋周辉撰《清波杂志》有记载：

曾祖视王荆公为中表，既干撰上世墓志数种，托元章书之，凡书三本，择一以入石，号周氏世德碑，置于杭州西湖上，文并书名“二绝”。……今在南山满觉院，客打碑而卖者无虚日。10

这里所谓的“客”是专门从事贩卖碑拓的商人或商人所雇的专业拓工，他们将碑帖拓制下来后，通过庙会（集市）、店铺卖给收藏者，这是宋代碑拓的主要销售形式。北宋汴梁相国寺附近的资圣门前，南宋临安朝天门（今鼓楼）外，钱塘门外霍山行祠会等都是碑拓交易的主要地方。庙会（集市）、店铺之外，也不乏中介撮合等交易方式。其中众多牙侩的出现代表了中介撮合的流行。许多文献记载都有牙侩的身影，他们在艺术市场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艺术经纪人”（即艺术市场的中介者）。事实上，这些牙侩人数众多，在当时市场上已是相当普遍。他们对市场行情最为通晓，周旋于集市、收藏者之间，穿针引线，买进卖出，交易成功后自己收取手续费即牙钱。在金石学发达的宋代，牙侩的存在是包括碑帖拓片在内的艺术品交易频繁，市场形成一定规模的重要反映。同是，也正是由于有了牙侩的存在，才使市场显得异常活跃。通过这些艺术市场的中介人，可以使信息流通且传播得更广，商品交易变得更快更直接。

《孔子庙堂碑》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三）元代

元朝统治者忙于征战，文化相对滞后，但豪迈气生，儒生的价值观念为之一变。人们不再讥讽揶揄士人买卖碑帖字画，付钱购置成为上下通行的规范，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商贾和收藏家的头脑中均更加强烈。元代除内府秘书监、奎章阁收藏外，私人收藏风气较之两宋更为兴盛，社会上参与书画碑帖市场的群体面更广。除了大长公主、柯九思、鲜于枢、赵孟頫等贵族、朝廷重臣这样的收藏家外，在江南地区还涌现出了众多的平民收藏家，这在周密的《志雅堂杂钞》、汤允漠的《云烟过眼录续集》之类著录书画碑帖古玩等藏品的著作中多有记载。

以杭州为例，南宋亡后临安改称杭州，成为元朝江浙行省的政治中心。杭州政治地位的变革，并没有彻底改变其经济文化格局。“山藏楼阁带烟轻”“画舫相并共吹笙”的南宋时代的风流遗韵依然存在，杭州都会之宝玩金石玉器、赏鉴法帖名画、收藏经籍图书，蔚然成为一代风气。

杭州作为南宋旧都，书画文物多，易于收藏；并且宝货云集杭州而北输京师大都，刺激了当地博古聚赀的习尚。元朝时，从南宋宫掖流散到民间的珍藏秘玩不在少数，文化中心的杭州，博古之风自然就不在南宋之下了，无论书画鉴赏、经籍裱褙、古器辨识、碑版拓印，杭州都荟萃着当时第一的高手和行家，不少人为宫廷所倚重，名气响震。如王子庆藏有王羲之《兰亭序》、李西台《风后庙碑》等碑帖绝品，后经公卿之荐，成为隶属秘书监的官方书画鉴赏专家，负责珍稀书画的裱褙装饰。赵孟頫的门生叶森，曾收藏饶州锦江书院雕刻的《孔子庙堂碑》及王羲之《笼鹅帖》石刻等。寓居杭州的周密，家藏米元章《天衣禅师第二碑》。元末倪瓒年轻时生活极其优越，“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 11所有这些都折射出元代碑拓收藏生态的一些细节。

周密《志雅堂杂钞》（局部）

（四）明代

明代是个兴盛的中原王朝，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引发了包括碑帖拓片在内的艺术品市场的兴盛。据王世贞《觚不觚录》载：“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石宝货无所不致。其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12碑帖拓片成为士大夫的重要艺术收藏。万历中叶的关中奇士赵崡，三十余年间遍足中国大江南北收藏碑帖拓片，曾以白金百两从一破落官宦手中购得宋拓《麓山寺碑》及《画像赞碑》拓片，并著有《石墨镌华》传世。又如收藏世家张丑，其上至高祖父下至父亲等家族成员都热衷收藏，曾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张丑堂兄张振德也迷醉于赏玩，“从兄季修讳振德，购藏唐时拓本《圣教序》一册，笔势飞动，纤毫无缺，以较今世好事家宋世拓本，相去不舍星渊，及观真迹，神妙自当十倍画龙者也。” 13

一些碑帖经过能书精鉴者收藏后，往往会身价大涨，如《澄清堂帖》明中叶始显于世。万历十三年（一八五五），邢侗花费三十四千从停云馆购得。此帖卷数不明，宋元以前无人提起过它，董其昌说：“临邑邢少卿有二卷。”清罗振玉考证说：“董其昌得五卷。”经董其昌和邢侗的大力提倡和评价以后，《澄清堂帖》被誉为“世间无第二本”，时人“惊为昭陵茧纸再出人间”14。

明代北京、南京、苏州、松江、徽州、扬州等地书画碑帖交易市场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唐宋时期相比，明代的碑帖拓片商品化行为大有不同：唐宋时期的碑帖拓片艺术市场，官方(皇家)典藏是主力，而民间收藏只是补充，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则反之，民间收藏开始超越了官方典藏，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导力量。以苏州为例，十六世纪上半叶，苏州一带集中了诸如沈周、吴宽、朱存理、李东阳、都穆和文徵明等一批鉴藏大家，到了十六世纪的下半叶，周围其他城镇也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收藏家，如嘉兴的项元汴，松江的何良俊、顾正谊、莫是龙、顾汝和、董其昌，徽州的汪都昆和詹景凤等。与此同时，私家摹刻法帖的热潮也大为兴盛。著名的有《东书堂帖》《宝贤堂帖》《停云馆帖》《真赏斋帖》《余清斋帖》《来禽馆帖》《戏鸿堂帖》《郁冈斋墨妙》《玉烟堂帖》等。这些法帖的刻勒、拓印，又促进了碑帖交易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戏鸿堂帖·黄庭内景经》，原石藏于安徽省博物院

（五）清代

清代在元、明两代发展的基础上，至乾嘉时期，伴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勃兴，以碑帖为主要品类、销售地点相对稳定且集中的经营集群逐渐形成，出现了诸如北京琉璃厂、西安碑林府学巷等颇具规模的碑帖市场。凭借着特殊的政治、历史地位，这些地域碑帖市场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

北京碑帖市场萌芽于清代初期的各类庙会之中。王宗炎《题许郑学庐所藏宋拓醴泉锦》一诗所提“醴泉翠墨半珠沈，谁向慈仁寺市寻?”即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京师卖古书法帖，多集中于慈仁寺的情况。慈仁寺位于广安门内，每月都有例行庙会。庙会期间商贩云集，设摊售卖书画、碑帖、珍玩者众，吸引了诸多文人雅士前往品鉴、收购。而位于西四牌楼之北的护国寺，更是当时京城一处重要庙市。据《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庙会期间“凡珠玉、绫罗、农服、饮食、古玩、字画、花乌、鱼虫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这里延寿殿殿廊下更汇聚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字帖、拓本；珍贵的孤本、珍本，这里有时倒能碰上，而且价钱不太高。因此，也吸引了一些文人墨客。”15

乾隆以后，庙会活动中临时的设摊售卖活动已无法满足金石爱好者的需求，于是具有固定店面与稳定顾客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碑帖市场开始出现。其中，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厂甸（又称厂肆）地区最富代表性，成为碑帖、书籍、字画等古物麇集的市肆，“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厂甸中店铺主人也多注重读书考据，钻研业务，“以便与名人往还。” 16以致其后数百年，琉璃厂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碑帖传承交流的枢纽。另外，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孤本、善本纷纷流入，也极大刺激了琉璃厂碑帖市场的繁荣，从而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法帖铺，“有据可考的老帖铺是咸丰五年(1855)开设的德古斋，咸丰十年(1860)开设的宜古斋、富华阁。颇有名声的则是光绪年间开设的怡墨堂、墨缘阁和庆云堂等老字号。”17

据统计，从道光始，琉璃厂相继开业的法帖铺就达十八家。18同时，店铺的集中也吸引了众多嗜好金石的文人政客的留恋驻足。如同治年间，作为文人与政客双重身份的翁同龢，先后多次游历厂肆购买碑帖：

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六日过厂肆，于宝名斋见宋揭《凤墅帖》二册(共八册)，《汝帖》二册，皆叶东卿物，上有苏斋题识极夥，索直数百金。19

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十日午后游厂肆，闻骨董铺德宝家有杨氏所藏帖，遂诣之，携汉碑数种，皆康熙中拓本，为之狂喜。近来此物日少，得片纸足珍，况巨帙耶。20

在乾嘉时期，以金石渊薮著称的西安，于碑林府学巷一带也出现了依靠椎拓碑林古碑为业的帖贾裴氏、许氏等。21光绪以后，更有段氏“翰墨堂”、李氏“博古堂”、吕氏“文古堂”等众多专营碑帖的店铺。22同样，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曲阜，乾隆年间商业性的碑帖业也开始兴旺起来，至同治年间已有十余家专营商店，并已出现专业作坊。23

清代对包括古代金石器物、名家墨迹、善本拓本在内的金石收藏已成为时代风尚，是金石学和书法艺术的社会基础与学术支持。收藏对象和范围，上至清皇命臣，下至民间书手，其中更不乏金石学者。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乾嘉时期，皇帝热衷于书画收藏，近乎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方官僚豪绅更是四方罗致，争相献纳。清中期以后,私人收藏家所藏大多已充内府，曾盛极一时的收藏世家纷纷衰落凋零。清后期，新出土的、新发现的铜器碑刻日渐增多且备受重视，因而又出现了一大批拥有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甚富的收藏家。在这批收藏家当中，大部分为金石学者，如阮元、张廷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等，这些学者大都精于鉴赏且擅长书法。收藏业的兴盛，保护了金石书画，促进了碑帖的交易和市场的繁荣，并为后世书法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料。

阮元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

（六）民国

民国初年，由于海外文化的涌入以及中国艺术市场格局、结构、范围及运营模式的变化，碑帖市场的发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达到了最高峰。不仅碑帖店铺及从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各类碑帖善本的相继问世及不同收藏个体、机构的介入为碑帖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北京的琉璃厂、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的古旧碑帖字画、名人书画的交易买卖都很红火，盛极一时。

以当时北京为例，尽管民国初年的社会体制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在当时仍占据主导地位。在乾嘉余韵的浸润下，整个社会依然弥漫着“重考据”的文化氛围。这就为碑帖市场的繁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这点从众多的碑帖店铺就可以看出，仅北平琉璃厂就有德古斋、隶古斋、宜古斋、富华阁、墨妙斋、敦古谊、庆云堂等法帖铺数十家，另有黄伯川的尊古斋、周康元的古光阁等古玩店也兼营碑帖。除此以外，东四牌楼附近隆福寺、地安门等地办有部分碑帖店铺。其余散落厂肆其间、规模较小的碑帖经营商铺更是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碑帖铺

此时货源多从外地收购而来，部分孤本、善本则系前清皇室贵族、落魄大户流出。而碑帖销售的主要对象为前清遗老、文人学者以及日本人，如罗振玉、王国维、周肇祥、朱翼盒、鲁迅以及日本京都藤井氏、东京何井荃庐氏等。另外，以保护研究为目的的各类公立机构，也成为碑帖购买的主要群体，如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研究院等。

民国时期拓工在拓制拓片

民国时期碑帖商、收藏家竞相追逐的焦点首先是前朝皇室收藏的珍稀碑帖，如北宋初拓本《九成宫醴泉铭》，由紫禁城散出后为地安门品古斋郑氏所得，几经周转鬻于厂肆庆云堂，后为碑帖收藏家朱翼盒“斥卖藏画”以五千元的价格购得。24另许多名碑法帖亦是价格不菲，如宋拓《醴泉铭》拓本，萧山朱文钧变卖掉家藏明代沈周的《吴江图》和文徵明的《云山图》，才凑够款额四千块大洋购得之。据说，当时在京城买一所四合院也就七八百元，而这件拓本相当于五所四合院的价值。唐《刘仁愿纪功碑》位于朝鲜忠清道（今立于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周肇祥“以京钱八千，得拓本于鸿文堂。” 25宋拓《姚恭公碑》残页四开，泉冀庵“得之隆福寺聚珍堂书店，酬以番银十二枚。” 26宋拓摹本《九成宫碑》，“数年前余得此本于隆福寺聚珍堂书铺，仅十金耳，初以为明翻本之佳者，今细审纸墨刻手，竟是宋物，决非元明以后所能办。” 27

宋代黄庭坚曾记以千两黄金所购“贞观刻”虞世南《孔庙碑》，这说明了当时的价值。然而到以后翻刻的“成武本”“西安本”，尽管在质量不及原拓本，亦是价格不菲。民国九年（1920），大收藏家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西安本庙堂碑》价值一百四十大洋，张叔末藏《成武本庙堂碑》值一百二十大洋。28

法帖铺中，既有各代拓本，也有摹刻的成套丛帖，而具有名人题跋与收藏印章且流传有序的旧拓，价钱尤为昂贵，常令嗜好金石者望而却步。碑帖收藏大家张伯英当年在购买姚茫父旧藏翁、阮未刻跋之《熹平残碑》初拓本时，就因商贾“索直太昂，爱之未能有也。” 29

从各地或民间收购上来的石碑、石刻、造像、吉金等拓片也是交易的主要项目之一，交易的有流传已久的旧拓碑帖，也有碑帖店铺派人到各地新拓印的拓片，既有从原碑上捶拓下来的，也有根据翻刻的碑帖重拓出来的。鲁迅寓居北京期间，主要就是购买新拓印的拓片以供研究之用，如他在乙卯年(1915)六月十三日日记中记道:

往留黎厂(即琉璃厂)买《赵阿欢造象》等五枚，三角。又缩刻古碑拓本共二十四枚，一元，帖店称晏如居缩刻，云出何子贞，俟考。30

民国时期荣宝斋

碑帖市场除西安府学巷为专业场所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碑帖市场大都长期杂居于古玩市场之中，并没有形成独立、集中的经营场所。这种混杂的经营模式，使碑帖的销售并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法帖铺，很多书肆、古玩店也兼营碑帖。另外，部分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的小贩及从事影印碑帖的售卖群体同样是销售主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清遗老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就多次记录其在振古斋古玩店购买碑帖的情形:

张曛、张轸为湖北出土墓志之二，书皆雄劲。渊茂、振古有精拓本，以一番得之。31

关中古刻，前于振古得四十余种，多有佳本。近又取前次匆匆所选媵之八十余种内，复选得三十余种，多孙、赵已著录者。每种京钱一吊三百文。裴道安志、石忠政志，皆旧拓。南陵县尉张师儒志、沙弥尼清真塔铭。张毗罗志，均未见著录者也。32

西夏石刻，存世仅二通。感通塔碑铭，在甘肃凉州武威，拓本难致。振古无意中得之，一快。33

振古有琅琊台秦刻拓本，稍旧，‘德之’二字 可辨。索八番，酬以五番，颇不愿也。海内秦刻惟有此石，泰山十字犹 是束时重摹，安得不珍而重之!34

民国中期以后，在诸多复杂历史因素的浸润下，地域碑帖市场逐渐趋于衰落、萎缩。因此，纵观整个碑帖市场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无疑是碑帖市场由鼎盛走向衰落的重要历史时期。

注释:

1、2王状弘《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第四二—四三页、第四四—四五页。

3 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五七四页。

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七七），扬州全唐文诗局刻本，第二二六九页。

5清·翁方纲《跋孔子庙堂碑》(元康里氏藏本)，收录于《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一〇〇页。

6秦梦娜 李争平编著《中国书法文化》.时事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九三页。

7《金石录》卷十四《汉平都侯蒋君碑》跋。

8《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十二。（宋）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四年版，第三四七页。

9宋·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四年版，第三四七页。

10宋·周辉撰，刘永翔 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三一页—二三二页。

1明·张萱《西园闻见录》，杭州古旧书店，一九八四年版，第二一八八页。

12明·赵善政《宾退录》卷四。

13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一九九三年版，第一六二页。

4清·罗振玉《丁书画跋尾》，选自《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三六页。

5赵兴华《北京史话:老北京相会》，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三五页。

6、17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三四、二六七页。

8 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北京：国际史化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二四页。

9、20翁同龢著，陈义燕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版，第六七一页、第六七二页。

2、22罗宏才《西安碑林碑帖业史略》(上)，选自《碑林集刊》(五)，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七—一八页、第二〇—二一页。

23赵洪玺《曲阜碑帖》，选自《治淮汇刊》，一九九六年第五期，第四一页。

24 朱翼盒:《欧斋石墨题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四页。

25周肇祥撰，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六页。

26、27泉冀庵《欧斋石题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一页、第六八页。

28王状弘《碑帖鉴赏常识》，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八三页。

29 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选刊二》，选自《东方艺术》二〇〇六年第十二期，第一四三页。

30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一七四页。

3、32、33、34周肇祥撰，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〇页、第一二页、第一四页、第二六页。

本文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书画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兰亭书会